析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曾广荣
【要点提示】
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高度盖然性是证明标准，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
【案 例】
原告李某于2000年底至2005年期间任被告公司总经理助理。被告公司总经理（亦为法定代表人）为王某，王某长年不在公司，公司由总经理助理原告李某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被告公司在某县开发房地产，为促进开发的商品房和商铺销售，曾委托甲公司进行代理销售，佣金提取比例为1.4%。2004年5月，甲公司致函被告公司，建议终止委托，进行结算，店面销售工作建议被告自行承担。此后，被告将剩余的商品房和商铺组织公司人员自行予以销售，并在2004年7月至9月间，聘请广告公司、电视台进行广告销售宣传。2004年6月至2005年，原告李某的薪酬在被告公司处领取。期间，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
2006年3月，原告以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
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一份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合同上载明，佣金提取比例为3%，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该合同有原告签名和被告公司公章，被告法定代表人处没有签名或加盖印章。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除免证事实外，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没有证据或虽有证据但该证据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或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时，都不能证明其主张为真。本案中原告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该合约存在以下瑕疵：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总经理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目前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中因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而导致争议的事实难以认实，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判决驳回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高度盖然性（可能性）规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客观真实虽是我们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常常受到人类自身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限制，人们对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不可能绝对反映事件的本来面目，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即是采用的盖然性规则标准，在第七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同时第六十三条亦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但高度盖然性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为了能够相对举晰地说明高度盖然性标准，德国学者埃格罗夫、马森等提出了刻度盘理论。刻度盘从0％－100％，按25%分为四级，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标准应定在第四级，即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后，如果仍然达不到75％的证明程度，法官就应当认定待证事实不存在。刻度盘理论的优点在于将证据证明的程度进行了数学上的量化，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数学上的量化是理想化的设想，诉讼中无法精确地对某个事实的主张作出数学上的量的比例，同时也无法将每一证据的证明力一一进行量化设值比对，更不可能将证据的证明力的比值相加得出一个综合证明值。
故笔者认为，高度盖然性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优势证明是一种盖然性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有说服力，从而证明争执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官应当根据证据取得的方式、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系，综合全案情况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权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盖然性判断。法官作出高度盖然性判断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在主观上是对证据的真伪和证明力，以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过程。这种高度盖然性的判断，是法官在全面衡量案件证据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判断，是存在于法官主观之中的内心权衡的结果。高度盖然性具体达到的程度，很难用详细的语言和具体的数字进行准确表述，高度盖然性的“高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的范围、宽度的“模糊”的高度，本身不能用精确的百分比进行详细的量化。
具体到本案，原告以与和被告签订了《xx销售代理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但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6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被告为反驳原告，提供的证据有：①《工资表》，证明原告系公司经营负责人，房屋销售人员由公司聘请和发放工资；②《公证书》，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委托原告管理公司，其对原告与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约不知情，公司商铺后期成批销售商铺给陈某、胡某，与原告无关；③被告公司会计刘某的证言：公司的财务章由我管理，公司印章有专人管理，关于原告所说的《xx销售代理合约》我没看到过，也没在上面盖过章；④被告公司职员黄某的证言：原告没有管理公章，但经他同意可以使用公章。原告在公司没有销售过房屋，公司后期商品房和商铺的销售是公司行为；⑤证人陈某、胡某证言：证明其在被告处购买了商铺，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介绍的，不认识原告。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判断，原告提供的合约存在以下疑点：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即2004年6月）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有权力支配、使用公司印章；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况且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法院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没有采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
可见，这种“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中,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当然运用语言或具体数据似乎都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种主观上的确切程度。但是,在客观上则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高度盖然性的高低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①、某一具体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②、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③、法官的道德修养、业务素质和经验技能；④、庭审的效果,包括当事人程序保障权是否落实,采取的攻击与防御手段是否得当等等；⑤、外界的干扰，这在当前形势下最为重要和最具现实意义。由于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往往使法官不能独立审判或失去中立地位，法律的规则往往被曲解或断章取义，用于为偏见辩护。为防止这一点，关于法官要公开心证的理由和结果，有必要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笔者认为在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时,应主要遵循以下规则:
一、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原则,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主要应限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而无法自行收集到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以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方面的证据。
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认定，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基础上，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以区别法官的主观臆断。也绝不能仅根据微弱的证据优势认定案件事实，而应在对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采信和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作出。。
三、对一些诸如民事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案件,在法官的内心确信上应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即内心确信的份量应达到更高的可信度。
四、法官必须恪守中立、超然地位,应依据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负担，并可依职权对任何一方的不当行为予以干预,保障当事人间对抗式诉讼的有序进行。
五、法官应在判决书上明确、具体地阐述认定事实的根据和理由。这是保障司法公正与实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客观载体。高度盖然性规则更要求法官对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理由在判决书中详加说明，这样易于使当事人理解法官认定的事实只是形式真实，而形式真实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与客观真实之间是有着差异的，以及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与诉讼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自身的因素寻找败诉原因，促使败诉方服判息诉，减少社会各方对法官的误解，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六、多数情况下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应由集体判定。在对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时，应当组成合议庭集体判定。首先，当证据与待证害之间存在盖然性而必须运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判定时，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必然有较大争议，证明过程也相对繁杂。因此不宜再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而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其次，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规则后，法官必然就享有了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使得其对事实的认定具有了最终的权威地位，这时法官对事物的主观认识就会直接影响到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最终影响到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文字表达能力、逻辑分析本领、社会生活经验、以及清正廉明的优良品质。因此，只有用集体的力量并且相互监督，保证高度盖然性规则的正确落实。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审计署、财政部关于制止向企业摊派的情况和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审计署、财政部关于制止向企业摊派的情况和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同意国家经委、审计署、财政部《关于制止向企业摊派的情况和意见》，现转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去年四月，《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向企业乱摊派的通知》（国发〔１９８６〕４９号）
下发以后，一些地区和部门向企业的摊派有所收敛。但是，这个问题还远未解决，需要做大
量的工作。为此，国务院同意国家经委、审计署、财政部及税务总局成立国务院制止向企业
摊派联合办公室（不增加编制，不确定级别，不增加经费），负责监督检查国发〔１９８６
〕４９号文件的贯彻情况，处理有关摊派的事件。为了严肃纪律，在近期内要抓住一些典型
案例，严肃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要通报全国。
附：
国家经委、审计署、财政部关于制止向企业摊派的情况和意见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国务院：
根据省长会议精神，今年七、八月间，国家经委、审计署、财政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
区和有关部门对贯彻国务院国发〔１９８６〕４９号文件，制止向企业摊派的情况进行调查，
并会同有关部门到十多个省进行了检查。现将情况和进一步贯彻国发〔１９８６〕４９号文
件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今年四月，国发〔１９８６〕４９号文件下达后，多数地区和部门对贯彻文件精神
和规定进行了部署，一些地区和部门向企业的摊派有所收敛。但总的看来，这项工作还抓得
不深不透。
（一）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同志对国发〔１９８６〕４９号文件重视不够，还没有把
制止向企业摊派的问题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二）部分领导干部对某些问题算不算摊派，看法不一致，有的同志认为这个问题近期
内难以解决，信心不足；也有少数同志认为问题已基本解决，盲目乐观。认识不统一，行动
不果断。
（三）企业领导有顾虑，对被摊派的情况不敢讲，对摊派不敢顶。他们担心“既烧了香
（拿出了钱和物），又得罪了菩萨（得罪某些领导或部门）”，两头吃亏。目前，摊派的实
际情况要比调查统计数字严重得多。
二、摊派问题仍很严重，个别地区和部门向企业摊派有增无减。向企业摊派的名目多，
数额惊人。上至各级政府，下至街道居委会，既有企业的主管部门，也有与企业无直接关系
的文教、卫生、体育、新闻、广播、电视、电影、公安、司法、检察等部门，及至各类协会、
学会、研究会、基金会等，都纷纷向企业伸手要钱、要物。摊派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按“
红头文件”要钱；有的根据某些领导同志的“讲话精神”摊钱；有的名义上叫“自愿赞助”，
实则强制无偿“集资”；有的高额收费，滥定罚款；有的则完全是敲诈勒索。对于这些，企
业苦不堪言。摊派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市政建设和城市公用设施摊派，约占摊派总额的５０％以上。据调查，河南省有
六十七个企业，仅在城市“四化”（路面硬化、空气净化、环境绿化和美化）、修道路和公
用设施方面的摊派额就占被摊派总额的７６％。这类摊派多以“集资”形式出现，往往以各
级政府的名义下达，或是经过政府领导同意，企业很难抵制。
（二）教育费用摊派。据沙市五十二个企业（事业）单位统计，这类摊派约占摊派总额
的４３％。国家教委、财政部规定征收教育费附加后，不准再向企业摊派教育经费，但实际
上未能完全制止，有的企业交了双份钱。湖北省的个别学校为了逼交“集资”费，竟多次将
在校就读的交通部某局的职工子女撵出学校。
（三）各部门、机关、团体搞的“集资”、捐款、赞助、收费、罚款等。这些钱往往用
于发奖金、买汽车、盖房子等。一些城市的公安派出所以配备交通工具为名，向企业摊派款
项，并说哪个企业不拿钱，哪个企业的安全保卫他们就不负责。各类协会、学会林立，增加
了企业负担。武汉钢铁公司自一九八二年以来，赞助、资助各类协会、学会、基金会就支付
了一百多万元。
向企业摊派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一是挤占企业留利，限制了企业活力，据江苏省估计，
各种摊派约占企业留利的２０％至４０％；二是挤占了国家财政收入，据陕西省审计局对八
十户工交企业的调查统计，摊派总额中有８２．５％被打入了成本；三是使计划基本建设规
模难以控制；四是给大手大脚挥霍浪费以可乘之机；五是给企业领导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
使他们无法集中精力搞好生产和管理。
三、向企业摊派制止不住的原因。
（一）长期存在的“平调”思想在作怪。一些同志认为，反正是国家财产，只要不纳入
私囊，谁来使用，用在哪里，都没关系。
（二）国家安排建设项目时，资金留有缺口，让地方自筹解决。地方为了得到这些项目
和相应的国家投资，明知财力不足也先接下来，然后向企业摊派。这种“钓鱼”的做法，是
巨额摊派的主要根源，也是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一些领导同志想在任期内多做几件好事，留下“政绩”。但他们不是从实际出发，
量力而行，而是大上基本建设项目，造成很大浪费。
（四）某些领导同志党性不强，法制观念淡薄。他们对党和国家的规定置若罔闻，往往
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局部利益出发，不顾大局，对摊派听之任之，或公开支持，甚至带头摊
派。重庆市向企业预收汉渝公路嘉陵江南北段过路费，一些企业强烈要求上级部门干预。国
家经委等部门正式发文请重庆市考虑企业的正当要求，但他们置之不理。
（五）企业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外部条件尚未具备。在政企尚未分开，原材料、
能源、运输、资金和职工生活等方面还有求或受制于人的情况下，企业对摊派不敢违抗。
四、进一步贯彻执行国发〔１９８６〕４９号文件的意见。
（一）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同志，要端正思想，做出表率，提高对制止向企业摊派问题
重要性的认识，带头贯彻执行国发〔１９８６〕４９号文件。哪一级发生问题，由哪一级首
长负责。
（二）国务院各部门和各级人民政府要按照国发〔１９８６〕４９号文件的精神，对以
前制定的有关规定认真进行清理，凡与文件精神不符，上面开了口子，导致下面摊派的，要
立即明令废止，并将清理报告国家经委、审计署和财政部。
（三）财政、税收、物价大检查，应把向企业摊派问题列为检查内容之一。检查的重点
应当是搞摊派的部门和单位，而不是受害的企业。
（四）建议国务院授权国家经委会同审计署、财政部及税务总局成立国务院制止向企业
摊派联合办公室（不增加编制，不确定级别，不增加经费），负责督促检查国发〔１９８６
〕４９号文件的贯彻情况，处理有关摊派的事件。
（五）严肃纪律，坚决按照国发〔１９８６〕４９号文件办事。所有摊派都必须制止，
特别是在《城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和《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颁发以后，凡是以
兴办市政建设、城市公用设施和教育事业为名，向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及学生家长进行摊
派都是不合法的，被摊派者有权抵制，各级财政部门有责任将摊派所得收缴国家财政。近期
内要抓住一些典型案例，严肃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要通报全国。
（六）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宣传部门要加强对制止向企业摊派的宣传报道，统一
思想，形成舆论力量。不要把一些向企业摊派的做法作为经验去报道。要多宣传在城市建设
和其它建设事业中量力而行的典型事例。
（七）健全法制。建议有关部门抓紧制订《企业保护法》，各级司法机关尽快建立经济
法庭，受理有关摊派的案件。
以上报告，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遵照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