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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１２６号


江西省赣抚平原灌区管理条例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７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赣抚平原灌区的管理和保护，保障灌区的正常运行和水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水利工程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赣抚平原灌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赣抚平原灌区（以下简称灌区）是指柴埠口、焦石枢纽工程及其以下水利工程的受益区域。
第三条　在灌区范围内从事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保护和涉及水利工程的各项建设活动以及取水、用水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灌区实行统一管理和分级管理、专业管理和群众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是灌区水利工程的主管机关，其所属的省赣抚平原水利工程管理局（以下简称省管理局）负责灌区水利工程的管理工作。
　　灌区所在地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灌区水利工程的管理，县（市、区）人民政府设立的灌区水利工程管理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灌区水利工程的管理工作。
第五条　灌区建设总体规划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编制，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灌区水利工程的新建、改建、扩建、配套设施以及其他水利工程建设，应当符合灌区建设总体规划。
　　灌区内城镇建设规划应当与灌区建设总体规划相协调。城镇、乡村建设不得影响水利工程的安全和运行。
第六条　省管理局负责灌区水利工程及取水和用水的统一管理和保护，工程供水计划编制、供水和配水调度，并具体负责焦石、柴埠口、箭江、王家洲、岗前、天王渡枢纽工程以及西总干渠和东总干渠周坊节制闸以上渠段的取、泄水设施的运行与管理。灌区所在地的县（市、区）灌区水利工程管理机构的管理范围由省管理局划定。
第七条　按照分级管理原则，灌区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的灌区水利工程建设和维护所需经费，专项用于灌区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维护，不得挪作他用。
第八条　灌区所在地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辖区内灌区管理工作的领导。省管理局应当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坚持灌区事务民主协商，定期商议有关重大事项，及时通报情况。
第九条　对在灌区建设、管理和保护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工程管理与保护
第十条　灌区水利工程的管理和保护范围按照下列规定划定：
　　（一）东、西总干渠与干渠、支渠挖方渠道的设计开挖边线、填方渠道的设计外坡脚以外５米内以及渠道配套的建筑物边线以外１０米内为管理范围。管理范围边缘外延一倍距离为保护范围。分渠以下渠道的管理范围与保护范围，由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工程实际情况划定。
　　（二）焦石拦河大坝、箭江口分洪闸、岗前大坝、岗前渡槽等大型主体建筑物上下游各３００米内，左右边墩翼墙外１５０米内为管理范围。管理范围边缘外延一倍距离为保护范围。
　　（三）焦石进水闸与船闸、柴埠口水闸与船闸、王家洲节制闸、天王渡节制闸与船闸、莲塘渡槽等中型主体建筑物上下游各１５０米内，左右边墩翼墙外１００米内为管理范围。管理范围边缘外延一倍距离为保护范围。
　　（四）干、支渠上的小型建筑物，以其边墩翼墙或者外边缘２０米内为管理范围。管理范围边缘外延一倍距离为保护范围。
第十一条　灌区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依法划拨的国有土地由省管理局负责管理使用，依法办理土地登记手续，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灌区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的集体土地需要征用的，省管理局应当依法办理审批和登记手续。
第十二条　利用灌区水利工程设施、渠道水域从事旅游、水产养殖等经营活动的，应当符合工程安全和水质要求，并报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求省管理局的意见。
第十三条　在灌区内修建跨渠、穿渠、穿堤、临渠的桥梁、码头、道路、渡口、管道、缆线等建筑物及设施，以及在渠道上修建水电站，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建设方案报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水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求省管理局的意见。
第十四条　在灌区水利工程管理范围内禁止从事下列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活动：
　　（一）爆破、打井、葬坟、采石、采砂、取土、挖塘、建窑、破坏植被；
　　（二）在渠道堤顶和内、外边坡开垦土地种植农作物；
　　（三）堆放弃土、弃碴、杂物；
　　（四）兴建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外的各类建筑物、构筑物。
第十五条　禁止在渠道及兼作分洪道的渠道内建设有碍输水和行洪的建筑物、构筑物，种植阻碍行洪的林木、高秆作物以及从事其他妨碍行洪的活动。
　　禁止向灌区水利工程渠道水域内倾倒垃圾、丢弃废物。
　　禁止在涉及生活用水和环境用水的渠道设置排污口。确需在其他渠道设置或者改建、扩建排污口的，应当报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该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审批。
第十六条　灌区水利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水利工程的管理与维护。禁止非灌区水利工程管理人员操作水利工程设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灌区内水利工程设施、设备。
第十七条　灌区所在地的各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灌区水利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对灌溉水源、水利工程设施和灌溉农田的保护。因建设确需占用灌溉水源、水利工程设施和灌溉农田的，必须依法经过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侵占。
　　经依法批准占用灌区内灌溉水源、水利工程设施的，以及占用灌溉农田造成灌排工程报废或者失去部分功能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十八条　灌区应当坚持岁修制度。省管理局应当根据水利工程运行情况提出年度岁修计划，报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省管理局会同有关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灌区内水利工程的岁修检查。
第三章　用水管理
第十九条　灌区用水按照统一调度、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定额管理、有偿供水制度。
第二十条　省管理局应当按照供水、防汛、航运要求编制年度供水计划。干旱、水源不足时，应当首先保障城镇居民生活用水，兼顾农业、工业和环境用水；水电站、航运、漂木、旅游、养殖等用水应当服从生活用水、生产用水的需要。
第二十一条　农业用水由当地灌区水利工程管理机构根据农业用水户的用水量，按省管理局规定时间向省管理局提出年度用水计划；其他用水户应当按省管理局规定时间向省管理局提出年度用水计划。年度用水计划确定后，应当分别签订用水合同。
　　因家庭生活、家畜家禽饮用等少量取水的，不需签订用水合同。
　　应当签订用水合同而未签订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渠道取水。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二条　用水户应当按批准的用水计划用水，确需超计划的，应当按照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向省管理局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能用水，并按规定交纳加价水费。
第二十三条　用水合同一经签订生效，双方应当履行，供水方应当按时足额供水；用水户应当按规定缴纳水费。因供水方的原因，无法正常供水，供水方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造成用水方损失的，供水方应当按合同约定赔偿损失。因不可抗力而无法正常供水，造成损失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工业用水、城镇生活用水实行计量收费。用水户应在取水点设置计量设施，供水单位按用水户实际用水量计费；未设置计量装置的，按用水户的设备铭牌最大取水能力计费。农业用水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计费。
第二十五条　灌区供水应当以成本为依据，分类计价。具体水价由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核定。
第二十六条　灌区水费实行统一收取、分级使用原则，主要用于灌区水利工程的管理和工程运行、维护及配套设施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和擅自减免水费。
　　灌区水利工程管理机构应当加强财务管理，建立健全财务制度，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和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拦截和抢占水源，扰乱正常供水秩序。
第二十八条　灌区内发生的水事纠纷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未经批准利用水利工程设施、渠道水域从事旅游、水产养殖等经营活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或者限期拆除，并可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或者不按照批准的位置、界限、范围，从事工程设施建设活动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办审批手续；工程设施严重影响防洪的，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影响行洪但尚可采取补救措施的，责令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并可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排除阻碍、恢复原状或者采取补救措施，并可处１０００元以上１万元以下罚款；严重危害水利工程安全的，可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擅自在渠道内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排污口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处５万元以上１０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且防洪法未作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处１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取水，赔偿损失，并可处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不按期交纳水费的，由灌区水利工程管理机构责令限期交纳，逾期仍未交纳的，经省管理局同意，每日可加收２‰ 的滞纳金；拒不交纳的，可以限制供水直至停止供水。
第三十七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本条例规定的灌区水利工程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１日起施行。

农地承包权的历史考察及法律问题

?肆? * 薛金华
（山东科技大学工程学院, 山东服装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21）


摘要：随着《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颁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问题再一次成为法学界争论的焦点。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新型权利。在本文中作者将通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历史性考察，以期对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相关立法和司法提供参考。
关键字：农地承包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历史考察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Law Problem of Right to Contract for the Rural Land
Si Lian-tao Xue Jin-hua
(Collage of engineer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dong Collage of clothing, Tai’an, Shandong 271021,China)
Abstract：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Law of the Contract for Rural Land, the relative problems have become an issue once more. Right to contract for rural land is the specific reflection of the household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on the law. It is a new type of ri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will draw some relative conclusions through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n right to contract for rural land . So that it will provide some suggestions on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Key words：Contracting right to rural land;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土地是人类最宝贵的自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1]“土地是大多数其他财产的来源，谁控制了土地谁就控制了人类的未来”。[2]因此，土地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正是基于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有关土地制度的立法。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尤其是耕地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故加强我国土地资源的法律保护，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在坚持农地承包关系的前提下,如何根据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安排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关系九亿农民根本利益的重大历史课题。我们认为，根据我国土地制度的具体国情我国进行土地制度的立法和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正确认识和理解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相关问题。
一、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历史性考察
历史考察的方法是一切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一切社会现象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现状，而今天又是明天的历史。这一规律就告诉我们，无论研究任何社会现象都不能割断纵向的历史性联系，否则就可能导致片面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结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和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的眼光来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那些主要阶段，并根据他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3]因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化，所以我们应当从考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考察谈起。
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其历史必然性。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建国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为数不多的一次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1982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正式命名，为几年来无休止的姓资姓社的争论作了评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从而从政策的角度给这一民间供应制度予以合理定位。在此基础上，1986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通过的《民法通则》以及后来的《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中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从而通过强制供给性的制度变迁实现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家意志性，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化则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产生和形成的必然途径。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体系及特征
从法理上看，法律体系是指在某一法律系统的整体与部分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法律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研究法律体系，才能够从各项相互联系的法律制度中找到相关依据，从而为该法律体系化奠定基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核心。因此，我们研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从其法律制度的体系着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制度体系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各种法律规范中的具体组织和结构体现，在我国其法律体系如下：
第一，《宪法》。我国《宪法》第十条第一、二款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第四、五款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规定转让。一切使用土地的组织和个人必须合理地利用土地。”以上规定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形成的根本前提。我国土地公有的性质决定了国家和集体不能亲自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而只能把土地使用权出让或承包给个人和组织。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正是在农户承包集体所有的土地或国家所有而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型权利。
第二，《民法通则》。我国《民法通则》第80条第二款规定，“公民、集体依法对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承包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依照法律和合同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之标的为集体所有的土地或国家所有而由集体使用的土地，并且指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
第三，《土地管理法》。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土地承包期限为三十年，发包方和承包方应当订立承包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这一规定从微观角度进一步细化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内容和期限问题。
第四，《农业法》。我国《农业法》规定，“集体所有的或者国家所有由农业集体使用的土地……可以由个人或集体承包从事农业生产。……个人或集体的承包经营权受法律保护。”该规定主要是从农业生产方面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体化。
第五，《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是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其中涉及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保护 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等相关问题。
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制度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指个人、集体或者其他组织因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和其他经营项目，在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对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的土地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限制处分的权利。其法律特征如下：
第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基于土地承包合同而形成的一种权利。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使用制度不同，它并非产生于国家授权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指令，而是基于发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承包人之间依法签订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发包方应当与承包方签订书面承包合同。”在合同中不仅规定了承包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内容，而且规定了所应当承担的相应义务。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派生的权利，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以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存在为前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全体农民行使土地所有权之处分权或国有土地使用权人行使处分权的结果，如果没有集体经济组织或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同意，则承包合同的协议难以形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更无从产生。
第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在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一定义务。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得违反法律和合同规定，对土地进行破坏性经营；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依法交纳农业税款、村集体提留和乡统筹款；依法承担农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等。
第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一定存续期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存续期限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多长时间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期限问题对于土地承包合同双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若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期限过短，就会产生承包方对土地进行掠夺式的破坏性经营，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和持续性发展。此外，承包方长期投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鉴于此，有的学者主张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无期限制度。[4]我们认为，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实行无期限的制度，则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或者国家所有而集体使用的使用权就会虚空化，而土地承包经营权也就成为一种不是土地所用权的土地所用权。根据现阶段土地利用的现状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关土地法律制度的规定，中共中央1984年（1）号文件规定土地承包期一般在十五年以上。果林承包期限在三十年以上，荒地垦殖、荒山造林及滩涂治理在45年至50年以上。我国《土地管理法》则以法律的形式使上述政策法律化，“农民集体所用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经营，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土地承包期限为30年。”[5]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规定，“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第五，土地承包经营权包括四项权能，即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限制处分权。对于前三项权能，学界争议不大，但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包括处分权能，却是或仁或智。有人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目前没有处分权，今后也不应包括该项权能。还有人认为，从农村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来看，土地承包经营权应该包括处分权。我们基本同意后一种观点，我们主张在特地条件下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享有部分处分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土地资源，实行市场配置以及规模经营的需求越来越迫切。而我国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和农村集体所有。这一所有制性质决定了土地所有权不能象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制体系下的自由流转。我国《宪法》、《土地管理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都明文规定，禁止任何形式非法转让土地所有权。在国家严格控制土地所有权和市场对土地资源迫切需求的长期博奕过程中，必然要有一种准所有权参与市场土地资源的配置。于是公权塑造私权的结果——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生，在这种意义上说，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仅具有自己使用和收益的权能，而且享有进行流转处分的权能。因此，我国在制定《农村土地承包法》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处分进行了具体规定。综上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享有一定范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处分权。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状分析及发展预测
如前所述，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具体表现。因此，考查我国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现状，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现状谈起。
实践早已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农地利用制度的安排是十分成功的。一种制度的安排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有效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该制度的安排是一劳永逸的。通常情况下，制度需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修补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制度的边际效用不下降。据此，我们可以预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可能是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最终归宿。随着农村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然会被一种全新的、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所代替。当前阶段，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呈现出多元化的变迁模式：（1）两田制。这种模式适合于农村土地资源相对富足的地区，它的基本做法是将土地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按农村人口数量平分的“口粮田”，其设立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需求，具有保障职能；另一部分是“承包田”，其设立的目的是满足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对土地资源规模经营的需求。在这种体制模式下，两类土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内容是不同的。基于“口粮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包含了更多的纯受益内容，承包人负担轻，经营风险小，但收益较少；而基于“承包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除了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处分权能外，还承担相当的义务。这部分土地除了负担农业税外，还要分担集体的提留和租金，完成订购任务。（2）规模经营。这种承包经营方式主要是发生在农村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第三产业相对发达的地区。例如，在浙江温州的农村地区，由于个体私营经济十分发达，农民的收入支柱不再是农业，大批的农业劳动力转入非农业，农户之间出现了频繁转包现象。在这种体制模式下，承包人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权部分（即对所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在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身份权和取得权利继受人相应补偿的条件下进行流转。（3）湄潭模式。这种模式以贵州湄潭县为主要代表。其主要内容是：第一，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实行“增人不增田，减人不见田”。第二，延长土地承包期，从1994年起耕地承包期延长50年，非耕地延长60年。第三，农民有权转让、抵押、转包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有权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承包期内允许继承，但继承者限于农业人口。该模式比较好的解决了土地频繁调整对土地利用效率不高的问题，目前中央有关政策对这一模式均持支持态度。我们认为该模式虽然能够稳定土地利用关系，有利于在市场机制下有效配置资源，但是其缺陷显而易见。“增人不增田，减人不见田”原则无疑排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身份权属性，新增农业人口在无法通过合法途径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下，必然会选择非法的方式，从而不利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尽管我国目前存在多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运作方式，各种模式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但不能照抄照搬。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析亦不能仅从抽象的理论出发，更为重要的是要结合各地的特殊情况，摸索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土地利用现状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具体实现形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一种财产性的权利，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其身份性权利的属性，即它是与农业人口的特殊身份紧密相连的。这客观上就要求立法机关在制定《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时，应当充分考虑我国土地利用的具体现状，从宏观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作原则性规定，但不宜对具体环节面面具到，即所谓“宜粗不宜细” 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化是一种意义重大的举措，但却不宜绝对化，那种企图用法律来规定一切（包括宏观和微观）的思路实质上是国家主义法律观和法典主义的立法思想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思想排除了其他模式土地利用制度的合法存在，企图利用统一化的土地利用法律规范来约束农民的土地权利。实际上，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不是基于国家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恰恰是需求诱致性制度的创新。基于以上理由，我国在宏观上进行原则性制度供给的同时，应当确保并鼓励自发性制度的创新。土地承包经营权既要体现其财产属性，又要体现其身份权属性，还应当注意在适用过程中，实现形式的灵活变通。
日耳曼的古典文献里有时称法官为“寻找法规的人”,认为法官的作用不在于寻找一种新的解决方法,而在于寻找符合他周围群众意愿的解决方法。[6]引用这一说法,对中国立法者而言, 应该“眼睛向下,从农村社会生活中发现规则并创造规则,而不是从法学概念出发,削足适履”[7]，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来寻求符合农民大众意愿的解决方法。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迁必然会引起土承包经营权的变化。而法律不能总是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之后而对其进行法律化和制度化。法律应当具有前瞻性，因此我国立法机关应当制定前瞻性的法律，及时有效的满足土地制度的需求,节约社会成本。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9页。
[2] 李进之等：《美国财产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3]《列宁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4] 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5] 蔡守秋：《环境资源法教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0页。
[6] [法]享利·莱维·布律尔.《法律社会学》[M]，许钧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页。
[7] 蔡华：《土地权利、法律程序和社会变迁》[J].战略与管理,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