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化市房屋出租自营税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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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化市房屋出租自营税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怀化市房屋出租自营税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怀政办发〔2009〕37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单位：
《怀化市房屋出租自营税收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9年6月25日第三届市人民政府第1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七月十五日
怀化市房屋出租自营税收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市房屋出租、自营税收征收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湖南省零散税收委托代征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政发〔2005〕18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市辖区内出租房屋并取得收入（包括货币、实物、其他收益）和自有房产用于自己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均为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第三条 发生房屋出租经营活动和自有房产用于自己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租赁行为或经营行为发生之日起30日内携租赁合同、房屋权属证件以及有效身份证件向房屋所在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办理税务备案登记并提供租赁合同房产信息等资料。
第四条 纳税人应依法向房屋座落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缴纳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印花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等税费。
第五条 房屋出租税收应缴各项税费按综合征收率或按建筑面积核定税额计征。出租房屋的税收综合征收率按照湖南省规定的综合征收率执行，在综合征收率未出台前按现行税收政策执行。
第六条 纳税人应缴纳的税收及附加，按照以下办法计算确定：
（一）对租金收入申报属实，且能提供真实有效的房屋租赁合同、协议和真实合法的租赁发票的，以实际取得的租金收入和规定的综合征收率计征税款。
（二）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地税机关可以按照最低租金标准核定其应纳税额：
1、拒不向地税机关提供房屋租赁合同、协议等纳税资料或提供虚假的租赁合同、协议的；
2、发生纳税义务，未按照地税机关规定的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经地税机关责令限期申报，逾期仍不申报的；
3、纳税人申报的计税租金收入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三）自有房产用于自己生产经营的，能够提供合法有效的依据证明房产原值的，按房产原值计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不能提供合法有效依据证明其房产原值的，按核定的房产自营价值标准计征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
（四）每平方米租金收入或房屋价值标准由各地参照当地政府公布的房地产市场指导价格，按地段、用途及市场租金等情况进行核定，以核定租金标准作为最低计税依据，并适时调整。经核实，租金高于核定的最低计税依据标准的按实际执行。
第七条 纳税人出租房屋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取得租金收入的当天，并于次月15日内申报缴纳税款。
自有房产用于自己生产经营的应纳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按季缴纳，缴纳时间分别为3月、6月、9月、12月。
第八条 纳税人出租房屋税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房屋座落地主管地税机关负责征收管理。个人有两处或两处以上房屋出租的，应分别向房屋座落地主管地税机关申报缴纳税款。
第九条 房屋出租人在向房屋承租人收取房租时，应向房屋承租人开具合法发票，房屋承租人在支付房屋租金时，应向房屋出租人索取合法发票。对未按照规定开具或取得发票的，地税机关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十条 公安机关要依法加强对居住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管理。每月10日前将办理居住证及《出租房屋许可证》的情况提供给地税部门。依法对税收违法行为进行打击。
第十一条 房产管理部门要和地税部门实现信息共享。地税部门每月10日前与房产部门联系，了解房屋权属信息和房屋租赁信息，房产部门应当积极配合。
第十二条 工商管理部门要加强房屋租赁市场管理，规范租赁市场秩序。在办证或年检时，承租人应向工商管理部门提供房屋租赁合同等资料。工商部门应于每月10日前将办证或年检情况提供给地税部门。
第十三条 各级综治部门要加强对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的组织、指导和协调，将此项工作纳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
第十四条 各级监察部门要加强对公务员的依法纳税教育。从事房屋租赁自营活动的公务员及其亲属要带头依法申报纳税，对于拒不申报缴纳税款的，地税部门可提请监察部门依纪依规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纳入财政统一收支管理的机关和事业单位要主动申报缴纳税款，对拒不申报缴纳税款的，由财政部门扣缴应纳税款。出租人和承租人一律凭地税机关开具的发票方能入账和支付租金。
第十六条 房屋租赁中介机构应在每月10日前向地税机关提供房屋出租中介服务信息，随同纳税申报资料报送主管地税机关。
第十七条 地税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委托房产管理部门、街道（社区）、乡镇、小区物业管理公司、市场管理服务中心等部门代征出租房屋税款。
第十八条 地税机关委托代征，应与代征方依法签订委托代征协议，发放《委托代征证书》，并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向代征方支付手续费。
第十九条 地税机关要做好房屋出租税收政策的宣传解释工作，建立税收管理分户档案和征收台账。
第二十条 地税机关要研究建立适应本地实际的房屋租赁税收管理机制，充分利用有关部门出租房屋管理信息平台，加强协作配合，提高征管效能。
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未按照税法规定的时间登记、申报、缴纳税款的，由地税部门依法进行处罚。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怀化市城区房屋出租、自营最低计税依据核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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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侦查程序的反思及其重构
李长春1 周冬平2 张英洪3
（1、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3、湖南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内容摘要：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也是在社会上引起争议较多的阶段。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在文中笔者通过分析西方各国侦查程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反思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并由此提出一些重构我国侦查程序的设想。
关键词： 侦查模式 整体构造 制度设计 司法审查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侦查程序是一个备受重视的诉讼阶段，起诉与审判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侦查的结果，“同犯罪斗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善于进行侦查工作”，[1]“只有通过犯罪侦查，才能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分子，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并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提供充分的材料和根据”。[2]一定意义上讲，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然而，由侦查的任务所决定，侦查机关享有了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一系列的强制处分权。可这种权力一旦行使不当，随时都可能威胁到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正如英国大法官丹宁所说“社会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一旦被滥用，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2]事实上，社会各界对当前存在的侦查权滥用问题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与不满，充斥于各大媒体的，经常是这里的警察随意施暴，那里的侦查机关超期羁押，甚至还有嫌疑人惨死在审讯室里或者被讯刑后跳楼自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非法羁押一再出现，最近报道的孙志刚事件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问题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就不能不让人去审视我国的侦查程序整体构造，反思制度设计自身是否存在着缺陷？在此，我们可以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西方现存的制度与发展趋势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以获得改革的灵感。
一、西方各国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
在当今西方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及诉讼价值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两大流派。但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诉讼民主化的发展，两大法系在侦查程序的设计上开始不断借鉴与吸收对方的有益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融合。从总的趋势来说，现代西方各国都抛弃了那种将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表现出下列发展趋势：
1、广泛建立了针对侦查措施的司法授权与审查制度。侦查行为直接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的权益，对其实现司法上的监督是各国都极其关注的，认为有必要将“诉讼”的观念引入侦查程序，以加强对侦查行为的控制。有鉴于此，普遍建立了由法官颁布许可令的“令状制度”，要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性措施，司法警察或检察官都要事先向法官或法院提出申请，后者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认为符合法定的条件后，才能许可进行上述侦查活动。
2、建立了对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机制。作为侦查程序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审前羁押会导致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较长时间的限制和剥夺，为此，西方各国对审前羁押实施严格的司法控制，将逮捕的行为与逮捕后的羁押予以区分，前者被设计成保证嫌疑人到场或到庭的手段，只能带来较短时间的羁押；而后者作为一种羁押状态，则一律要由法官或法院在双方同时参与下专门加以确认，两者在适用条件和程序上加以严格分离。并确立了一系列旨在替代羁押的强制措施，尤其是广泛采用保释制度。嫌疑人有权随时向法院提起申诉或者上诉，以期引起法院对羁押合法性问题进行的司法审查。
3、普遍确立了嫌疑人的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基于无罪推定的要求，侦查机构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陈述的自由，否则整个讯问程序无效，由此获得的口供也将被排除于法庭之外。与沉默权同等重要的是律师帮助权，嫌疑人在被逮捕时或第一次讯问时，都要被告知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如果无力委托，政府将为其指定一名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4、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不断扩大。与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增强相适应，辩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范围得到了逐步扩大。在警察或检察官讯问嫌疑人时除个别国家不允许律师到场外，都允许和通知辩护律师直接参与。辩护律师有权与在押的嫌疑人进行秘密的会见与通讯，并能阅览侦查机构制作的案卷材料，有权开展一些独立的调查取证活动。
5、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西方各国是以裁判为中心来构建刑事诉讼程序的，法院的审判活动对侦查活动实际进行着最终的司法审查。通过当庭的直接、言词、辩论、集中的证据调查完成对事实的认定，作出独立自主的裁判。同时，法庭还要对侦查机构收集提交的证据是否合法进行独立的审查，对于通过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手段获得的各种证据，都要排除于法庭之外，不得成为定案的根据。通过这种司法审查，使得侦查活动在法庭审判乃至司法救济阶段仍能受到司法机构的继续制约和控制。
二、理性反思：中国侦查程序构造上的缺陷
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一旦运用不当，将会产生追诉机构及官员滥用国家权力和非法限制、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双重危险，侦查程序理应成为刑事诉讼中备受关注并进行精心设计的一个阶段。然而我们发现，我国的侦查程序在制度的整体设计及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构自己或者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发布许可状的，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根本就不存在，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司法裁判仅仅是法院对被告人是否有罪进行裁判的活动，而不是针对审判前追诉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裁判的活动”。[4]这表明中国侦查程序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从而导致了侦查权的失控与滥用。
2、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保障，承担着被迫自证其罪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不得不承担着被迫供述自己罪行的责任。加之绝大多数嫌疑人都被长时间地羁押在公安机关的看守场所，而辩护律师一般不允许到场，使得嫌疑人失去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而成为被动承受追诉的一方，其诉讼主体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加上口供对于定案的重大作用，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非法取证现象的盛行就不足为怪了。
3、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对侦查活动的参与范围极为有限。辩护律师除了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受到限制的会见和进行申诉、控告等活动外不能进行任何实质有效的防御活动。不能在侦查人员讯问时到场，不能阅卷，不能进行调查取证，也不能向中立司法机构提出任何有效的申请，使侦查几乎完全变成侦查机构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其结果是，侦查活动变成完全由侦查机构依职权自主进行，而辩护方几乎不能对这种活动的过程实施任何有效的制约。
4、由侦查机关进行的内部控制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于保证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并不具有积极有效的作用。根据我国刑诉法有关规定，警察或检察官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签发相关许可令状。然而因为他们都属于侦查活动的领导者与指挥者，由其对侦查活动进行控制是不现实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构，有权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由于公、检两机关都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往往在监督公安权关时“心太软”，从而使得对公安机关的制约与监督流于形式。
5、没有建立与非法取证相应的法律后果机制，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真正确立。虽然我国刑诉法规定，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收集和审查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对于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法院可以将其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然而，对于通过非法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窃听等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没有作出相关性规定。事实上，司法实践中遇有证据违法的情况，往往是遣责违法取证行为本身，对于由此而获得的证据材料，只要认为查证属实，就仍然可以采用为定案根据。这种只禁“毒树”，而不禁食“毒树之果”的作法往往会鼓励警察的程序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权益的侵犯。
三、展望未来：重构我国刑事侦查模式
“春风疾,战鼓擂，”一场关于司法制度的改革正在神州大地铺开。加强对侦查权的制约和监督，遏制侦查权的滥用，保障人权，确保司法公正，从根本上改革侦查程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在此，我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1、改革现行刑事司法体制，确立司法权的权威地位与中立形象，由此加强司法对侦查的审查与控制。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流水作业式”的构造模式，因为“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和‘检察监督原则’，侦查、起诉和审判是三个完全独立而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公、检、法三机关就如同流水线上的三个‘操作员’，前后接力、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致力于实现刑事诉讼任务。”[5]其最大的弊端在于降低或破坏了审判权在诉讼中应有的权威和中立形象，违背了司法最终裁判原则与控审相分离原则，使得司法权干预与控制侦查权成为不可能。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向现代法治国家“以裁判为中心”的构造模式转化，废除“公、检、法三机关公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及“检察监督原则”，结束公检法三机关各行其责，分散行使权力的状况。建议在现行法院中建立专门的审查庭负责对侦查活动进行控制与监督，从而使司法机构的裁判活动实际居于刑事诉讼的中心。具体来说表现为（1）在侦查阶段的一开始，法院的审查庭就可以参与并负责就所有涉及个人权益的事项进行司法授权和审查，作为一个中立司法机构对警察或检察员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发布许可令状并进行合法性审查。（2）在侦查阶段就允许那些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公民向法院提出申请，从而引发法院就此事项举行专门的听审，作出权威的裁判，并允许上诉，从而充分给予这些公民（尤其是嫌疑人）的司法救济权。
2、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实行检、警一体化格局。检察机关既要进行法律监督，又要负责提起公诉甚至参与侦查，同时承担了司法监督和刑事追诉这两项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使其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缺乏起码的中立性与超然性，并使控辩双方的力量严重失衡，损害了平等对抗原则和司法公正原则。因此，必须改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把相关的诸如批准逮捕的监督权交由公正独立的法院行使。与此同时，必须对检警关系予以调整。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工不明确，机构设置不合理，程序不顺畅，致使整个司法体制在不良运作中浪费掉大量的司法资源，效率低下，并使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很难建立起来”。[6]为使公、检两机关的侦查活动既不偏离追诉犯罪的高效目标，又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弱化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司法警察从现行的公安管理机制中分离出来，由检察机关加以指导、管理，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领导、指挥、监督权。只有通过改变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并使之与公安机关形成一体化，才能既提高追诉犯罪的效率，又更公正地实现对侦查活动的控制与监督。
3、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在侦查阶段由于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与能力的先天不足和侦控方力量的先天强大，如任其发展，将形成强大的侦控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以强凌弱的局面。正如梅利曼教授所言“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因而必须进一步扩大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参与范围，使得辩护一方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对抗追诉一方。在目前，我国应至少从以下几方面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地位：（1）犯罪嫌疑人应享有沉默权，使其不承担自证其罪的责任，违背嫌疑人自愿而得到的口供不能为法庭所采信。（2）大幅度地缩小审前羁押的适用范围，尽量采取羁押替代的措施，如取保候审、保证金制度，使嫌疑人在不丧失人身自由的条件下，与律师一道进行充分的辩护准备活动。（3）使犯罪嫌疑人及时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应当在侦查一开始，嫌疑人就可以委托律师，使其及时参与到侦查程序中来。（4）扩大律师的参与范围，增强辩护一方防御力量，如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始终在场，与嫌疑人的会见不受监视，辩护律师有不受限制的调查取证权，有权在侦查结束后立即进行全面的阅卷等。
4、在刑事证据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对于违反宪法和诉讼程序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序上表明了我国开始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很不完善：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只限于言词证据，对于非法羁押、非法搜查、扣押等所获得的证据却未予以列明，仍可作为定案根据。同时，对于适用排除法则的举证责任未作规定，导致实践中对举证责任的确定做法不一。因此，我国立法还应当作如下规定：对于非法羁押，包括擅自延长羁押期限和超期羁押所获得的嫌疑人的供述予以排除；对于非法搜查、扣押等获得的物证，可区分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的不同情况，对于轻微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不予排除，对于较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应予坚决排除。[7]参照国外作法，对于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先由辩方举证，但标准较低，只须有可成立的理由即可。然后，追诉官员就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的承担举证责任。只有确立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从根本上杜绝非法取证，保障人权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5、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制度，并使羁押的场所脱离侦控机构的直接控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任意的拘捕并长时间地予以羁押，导致目前超期羁押现象不断出现，严重地侵犯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做法，将逮捕行为与羁押状态严格加以区分，逮捕的适用条件较低，只能引起短时间的羁押，但逮捕后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被捕者提交到法官面前，由后者对是否继续羁押，要否保释以及羁押期间等问题通过开庭的方式，在控辩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作出裁判。取消检察机关对逮捕行为实施的审查批准权及对羁押期限的决定权，而一律由法院审查决定，这可以保证羁押具有高于逮捕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更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裁判，从程序上防止嫌疑人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强制措施。同时，在侦控机关逮捕嫌疑人以后，往往将其羁押于侦控机关可以直接控制的看守所、拘留所等场所，使得侦控机关可以任意地、秘密地讯问，容易导致刑讯逼供，获取非法的证据，侵犯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建议将嫌疑人被逮捕后的羁押场所脱离侦控机关的直接控制，而交由另一相对独立的行政部门管理，侦控机关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取得法院及行政部门的批准令状方可进行。
参考资料：
[1] [前苏联]H·N·波鲁全夫：《预审中讯问的科学基础》［M］，群众出版社 1985 . 1
[2]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 267
[3] [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法律出版社 1999 . 109
[4] 转引自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律》［M］,法律出版社 1996 . 235页。
[5] 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231
[6] 参见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J］，载《法学研究》 1999 .?1?
[7] 参见宋世杰：《证据学新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 334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
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22号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已由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09年5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2009年5月20日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
（2009年5月20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按照以下规定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1、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九十以上；
“2、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减轻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
“3、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4、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二、第五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决定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2004年10月22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5月20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提高通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其他个人和组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严格管理。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组织全社会参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道路交通状况，每五年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确定工作目标，提出管理对策，落实经费保障，并组织实施。
对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安监、交通、建设、农机、工商、质监、卫生、规划、教育、水利、监察等部门应当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中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第六条 道路经营管理单位、车辆所有人等有关个人和组织，应当依法履行道路交通安全义务。
个人和组织发现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或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举报。
第二章 交通安全责任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和突发事件交通保障机制，建立健全交通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纳入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定期组织评价交通安全状况。对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辖区单位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教育公民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第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严格车辆登记和驾驶人考核发证，严格公正执法，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需要，可以聘用人员协助疏导交通，维护道路交通秩序。聘用的人员不得实施行政处罚。
交通、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管辖的道路、桥梁，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和完善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等交通设施，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道路完好，并依据各自职责加强对所属运输企业和客运场（站）、营运车辆、驾驶人的道路运输安全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协调、监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措施和责任的落实，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检查。
第九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单位，应当经常对社会公众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发布交通安全公益广告，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及时公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取的交通管理措施。
学校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中、小学校应当将学生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纳入操行评定。
第十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实施内部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健全内部交通安全制度；
（二）确定一名负责人组织实施内部交通安全工作；
（三）保障交通安全投入，改善安全条件；
（四）教育本单位人员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五）做好机动车维护、保养和安全检查工作，保持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良好，及时消除隐患；
（六）雇用机动车驾驶人的，应当登记其驾驶证和身份证件；
（七）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
交通事故多发单位和交通事故多发道路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落实交通安全责任，整改交通安全隐患，改进交通安全措施，防范和减少交通事故。
第十一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二）按照规定项目和方法检验机动车；
（三）使用的检测装置（仪器）应当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不得使用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检测装置；
（四）向车辆送检人出具检验报告；
（五）建立检验车辆的交通安全技术档案；
（六）按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收费；
（七）接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
（八）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培训班）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教学大纲进行驾驶培训，不得缩短培训时间或者减少培训内容，并如实向机动车驾驶考试主管部门提供培训记录。
机动车驾驶培训资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培训班）的监督，发现违反有关管理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作出处理。
第十三条 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在回收报废机动车时，应当登记报废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和车辆牌号、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等信息，并向当事人提供车辆报废证明。
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现场监督下，对报废营运车辆及其他大型客车、货车进行解体。
第十四条 承修外观损坏车辆的，应当登记送修人身份证明及车辆牌号、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记录外观损坏部位和损坏程度。登记资料至少保存六个月。发现有交通事故后逃逸嫌疑的车辆，应当立即报告并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
第三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十五条 机动车不得安装、使用妨碍交通安全的光电设备、高音喇叭、大功率音响或者影响交通管理设施功能、影响其他车辆安全通行的装置。
不准违反规定在车辆上安装搭载人员的设备。
第十六条 下列非机动车应当经申领人居住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领取牌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一）自行车；
（二）电动自行车；
（三）人力三轮车；
（四）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五）省人民政府规定应当登记的其他非机动车。
除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外，其他非机动车不得安装动力装置。
第十七条 申请非机动车注册登记时，应当交验车辆，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车辆来历证明；
（三）车辆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车辆进口凭证。
申请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的，同时提交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符合下肢残疾条件的证明。
第十八条 已经领取牌证的非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一）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二）补领号牌、行驶证的；
（三）车辆所有人的住所迁出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区域的。
第十九条 驾驶已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按规定悬挂号牌，并保持清晰。不得转借、挪用、涂改非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不得使用假冒、失效的非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
非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样式由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规定并监制。
第二十条 专门用于接送中小学生的客车，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可以在车身喷涂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规定的校车标志。其他车辆不得喷涂校车标志。
校车必须保持安全技术状况良好，专车专用，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
校车驾驶人应当具有三年以上准驾车型的安全驾驶经历。
第二十一条 教练车辆应当符合安全技术标准，领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教练车号牌和行驶证，拖拉机教练车号牌和行驶证由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核发。在道路上进行驾驶教练，应当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行驶。
第二十二条 发现未按规定接受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责令驾驶人在发现地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检验合格的，发给检验合格证，发还机动车和行驶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应当就地强制报废。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及时查处非法生产、拼（组）装、销售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车辆成品及配件的行为，以及非法回收报废车辆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本省实行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信息记录制度。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领取并随车携带驾驶人信息卡，信息卡记载驾驶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和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等信息。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应当经常查询车辆或者其本人的交通安全记录。雇用机动车驾驶人的，应当要求被雇用人提供交通安全记录。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记录并无偿提供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和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等信息。对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严重或者多次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可以抄告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第四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二十四条 道路经营管理单位应当保障道路完好，根据道路等级、交通流量、安全状况以及交通管理的需要，按照国家标准在道路上设置和完善相应的交通设施，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时，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同步规划、设计、建设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交通监控、防撞护栏等交通设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乡村、集镇、居住区道路以及其他个人和组织自建的供社会机动车通行的道路，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导下，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设施。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门前的道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施划人行横道线，设置提示标志。
第二十五条 改建或者扩建城市道路，应当保障非机动车和行人安全通行，不得挤占人行道供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不得挤占非机动车道供机动车通行。但在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量发生较大变化时，可以对车行道、人行道进行调整。
第二十六条 利用立交桥、人行过街天桥悬挂、张贴物品或者横跨道路设置横幅等，不得遮挡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不得妨碍安全通行。
第二十七条 道路沿线单位、居住区的机动车出入口，应当设置在交通流量相对较小的路段上，并设置让行的交通标志或者标线。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在已建成通车的道路两侧增设或者封闭平面交叉口、通道、出入口。
第二十八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经常检查道路及其配套设施的技术状况，发现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治理措施。
接到道路及其配套设施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报告或者当地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先行采取有效的警示和防护措施，并及时治理交通安全隐患。
第二十九条 规划部门在审批城市道路沿线的大型建筑以及其他重大建设项目时，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组织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经评价不符合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的，应当进行调整，无法调整的，不予批准。在道路沿线建设加油站、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部门应当事先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书面意见。
城市道路沿线的大型建筑依法改为商业、会展、娱乐、餐饮、教育培训等用途，建设或者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在投入使用前通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三十条 城市市区、县（市）城区公共停车场（库）、公交场（站）建设应当纳入城市规划，并与城市建设和改造同步进行。
新建、改建、扩建文化、体育场（馆）等大、中型公共建筑以及商业街区、居住区、旅游区，应当按照标准配建、增建停车场（库）。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划和标准建设停车场（库）或者配置专门的场地，供本单位及其职工的车辆和外来办事车辆停放，不得在单位外占用车行道、人行道停放车辆。
配建的停车场（库）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不得停用或者挪作他用。
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划部门可以制定高于国家和省规定的停车场（库）配建标准，并根据经济社会和交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提高。
第三十一条 机动车停车位不足的城市街区，市、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交通状况和公共停车场建设规划，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施划临时停车泊位，并规定停车泊位的使用时间，设置警示标志。在交通情况发生变化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撤除停车泊位。停车泊位施划工作规范由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停车泊位的收费及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因紧急情况或者举办大型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道路范围内确定临时停车区，或者暂停道路停车泊位的使用。
其他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不得设置、撤除道路停车泊位，或者设置影响机动车在道路停车泊位内停车的障碍。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不予批准占用、挖掘道路：
（一）工程施工准备不足或者交通安全措施不落实的；
（二）在宽度不足3米的人行道上搭建临时建筑物的；
（三）非建设性占用车行道的；
（四）其他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畅通的。
因工程建设需要中断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交通的，应当征得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需要半幅封闭的，应当征得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遇有交通堵塞或者其他紧急情况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要求暂时停止道路施工、作业，临时恢复通行。
第三十三条 市、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城乡发展和居民交通需求，制定和实施公交发展规划，鼓励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方便城乡居民出行。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和有条件的城市道路，应当根据公交发展规划，设置公交专用车道和港湾式停靠站台。
开辟、调整公共汽车的行驶路线、站点和开辟、调整长途汽车在城市道路上的行驶路线、站点的，有关部门在审批前应当事先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其中，开辟、调整公共汽车路线、站点的，还应当征求沿线居民的意见。
公共交通和长途客运车辆应当停放在专门的停车场、客运站。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城市客运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交通状况，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共同设置出租车临时停靠站（位），方便出租车停靠上下客。在设有出租车临时停靠站（位）的道路上，出租车不得在站点外停靠。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状况，合理设置校车和单位接送职工的自备客车停靠站。
第三十五条 盲道、人行道应当保持安全、畅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占用、损毁盲道及设施，不得损毁或者擅自占用人行道。
第五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三十六条 车辆、行人应当各行其道。
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道路，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行人应当靠道路右侧通行；路面宽度7米以上的，从道路右侧边缘线算起，行人应当在路面宽度不超过1米的范围内通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在路面宽度不超过1.5米的范围内通行，其他非机动车应当在路面宽度不超过2.2米的范围内通行。
第三十七条 车辆进出道路，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不得妨碍非机动车、行人正常通行。
车辆进出停车场（库）或者道路停车泊位，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
第三十八条 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让所借道路内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
（二）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
（三）依次按顺序行驶，不得频繁变更车道；
（四）不得一次连续变更两条以上机动车道；
（五）左右两侧车道的车辆向同一车道变更时，左侧车道的车辆让右侧车道的车辆先行；
（六）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行经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或者交通警察指挥，依次有序通过，不得无故停滞、缓行，妨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行。
第四十条 机动车在狭窄道路上会车时，有条件让行的车辆应当避让没有条件让行的车辆，后进入该路段的车辆应当避让先进入的车辆。
第四十一条 除公共汽车和接送中小学生的校车外，其他机动车不得在公交专用车道内行驶。公交专用车道前方有障碍时，公共汽车可以临时借用相邻车道，超越障碍后应当驶回专用车道。
公共汽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乘坐人数不得超过座位数，乘车人不得站立。
第四十二条 拖拉机不得在下列道路上行驶：
（一）大中城市中心城区道路；
（二）高速公路和建有辅道的国道、省道；
（三）市、县人民政府明令禁止通行的道路。
拖拉机应当遵守下列通行规定：
（一）在最右侧机动车道通行；
（二）进入公路、城市道路，或者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前，应当停车观察，确保安全。掉头、转弯时，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进行示意。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确需经城区过境的农业机械和向城市运送农副产品的拖拉机，指定行驶路线、行驶时间。
第四十三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停放、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禁止停车或者妨碍交通的地点停车；
（二）在划有停车泊位的路段，应当在停车泊位内停放；
（三）车身右侧距道路边缘不得超过30厘米。
在夜间无路灯照明或者遇风、雪、雨、雾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机动车在停车场以外的道路临时停车的，除遵守前款规定外，还应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示廓灯、后位灯。
公共汽车应当靠边、按序、单排进出站台，不得在站外上下客。
第四十四条 乘坐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机动车未停稳时不得上下车；
（二）不得从车窗上下车；
（三）不得扒车；
（四）不得在禁止车辆停靠的地点拦乘机动车；
（五）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第四十五条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十二周岁以下的人员。搭载学龄前儿童的，应当使用安全座椅。
十二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或者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搭载人员。
第六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四十六条 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公安、交通、安监、卫生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实施紧急救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发生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应当到现场指挥救援，组织善后处理工作。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道路主管部门和经营管理单位以及急救医疗机构等，应当共同制定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应急救援人员、车辆和必要的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
急救医疗中心（站）等单位接到救援交通事故伤员的请求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应当及时派出急救车辆和人员，组织实施医疗救治。对需要急救的交通事故伤员，任何医疗机构不得推诿、拒绝。医疗机构因医务人员、技术或者设备不足无法正常实施救护的，应当派出医护人员护送到有救护条件的医院抢救。救治费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 发现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过往车辆驾乘人员、行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当主动协助当事人实施救援，并及时报告急救医疗单位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四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随车人、单位负责人、车辆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人知情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因调查交通事故逃逸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查阅或者复制道路收费站、渡口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记载过往车辆信息的资料，有关单位应当及时无偿提供。
第四十九条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或者在道路上散落物品，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及时清除障碍。当事人无法及时清除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通知清障单位予以清除，清障单位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到达现场清障。清障费用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支付。
第五十条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当事人不撤离现场的，交通警察应当记录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当事人姓名、机动车驾驶证号、联系方式、机动车牌号、保险凭证号、交通事故形态、碰撞部位等，由当事人签名后，责令当事人撤离现场，恢复交通。对拒不撤离现场的，予以强制撤离，并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当场制作事故认定书。
第五十一条 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驾驶人不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接受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检测的，承担全部责任，但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按照以下规定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1、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九十以上；
2、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减轻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
3、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4、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报告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理赔：
（一）当事人依法自行协商处理的交通事故；
（二）仅造成自身车辆损失的单方交通事故；
（三）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等处罚。给予罚款处罚的，罚款数额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具体标准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四条 行人或者乘车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二十元罚款：
（一）不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
（二）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没有按规定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的；
（三）在机动车道内行走、停留的；
（四）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
（五）扒车、跳车、追车、强行拦车或者抛物击车的；
（六）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乘车的；
（七）向车外抛洒物品的。
行人、乘车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其他通行规定的，处以五元罚款。
第五十五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五十元罚款：
（一）不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
（二）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
（三）醉酒驾车的；
（四）转弯时未减速慢行、伸手示意，突然猛拐的；
（五）非下肢残疾的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
（六）驾驶加装动力装置的自行车、三轮车的。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其他通行规定的，处以二十元罚款。
第五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五十元罚款：
（一）行经人行横道或者遇行人横过道路，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
（二）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三）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
（四）摩托车违反规定载人的；
（五）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的；
（六）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
（七）驾车时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
（八）下陡坡时熄火、空档滑行的；
（九）驾车时向道路上抛撒物品的；
（十）驾驶摩托车手离车把或者车把上悬挂物品的；
（十一）未按规定鸣喇叭示意的；
（十二）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的；
（十三）机动车未按规定放置检验合格标志或者保险标志的；
（十四）未随车携带驾驶证或者行驶证的；
（十五）变更车道时影响相关车道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
（十六）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
（十七）在驾驶证丢失或者损毁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
李长春1 周冬平2 张英洪3
（1、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3、湖南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内容摘要：侦查程序是刑事诉讼中十分重要的阶段，也是在社会上引起争议较多的阶段。如何规范与控制侦查权，从而建立更合理、科学的侦查程序，是当前法学界广泛探讨的热点。在文中笔者通过分析西方各国侦查程序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反思我国侦查程序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并由此提出一些重构我国侦查程序的设想。
关键词： 侦查模式 整体构造 制度设计 司法审查
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侦查程序是一个备受重视的诉讼阶段，起诉与审判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侦查的结果，“同犯罪斗争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是否善于进行侦查工作”，[1]“只有通过犯罪侦查，才能查明案情，查获犯罪分子，对其追究刑事责任，并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审判提供充分的材料和根据”。[2]一定意义上讲，真正决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然而，由侦查的任务所决定，侦查机关享有了拘传、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等一系列的强制处分权。可这种权力一旦行使不当，随时都可能威胁到公民的各项合法权利，正如英国大法官丹宁所说“社会保护本身不受犯罪分子危害的手段一旦被滥用，任何暴政都要甘拜下风”。[2]事实上，社会各界对当前存在的侦查权滥用问题表示出了极大的关注与不满，充斥于各大媒体的，经常是这里的警察随意施暴，那里的侦查机关超期羁押，甚至还有嫌疑人惨死在审讯室里或者被讯刑后跳楼自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非法羁押一再出现，最近报道的孙志刚事件更是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这些问题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就不能不让人去审视我国的侦查程序整体构造，反思制度设计自身是否存在着缺陷？在此，我们可以先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从西方现存的制度与发展趋势中吸取有益的经验，以获得改革的灵感。
一、西方各国侦查模式的发展趋势
在当今西方国家，由于历史传统及诉讼价值的影响，从而形成了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与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两大流派。但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和诉讼民主化的发展，两大法系在侦查程序的设计上开始不断借鉴与吸收对方的有益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融合。从总的趋势来说，现代西方各国都抛弃了那种将侦查视为国家对公民个人进行单方面追诉的观念，大体上都能够按照“诉讼”的形态构建侦查程序，表现出下列发展趋势：
1、广泛建立了针对侦查措施的司法授权与审查制度。侦查行为直接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的权益，对其实现司法上的监督是各国都极其关注的，认为有必要将“诉讼”的观念引入侦查程序，以加强对侦查行为的控制。有鉴于此，普遍建立了由法官颁布许可令的“令状制度”，要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性措施，司法警察或检察官都要事先向法官或法院提出申请，后者经过专门的司法审查程序，认为符合法定的条件后，才能许可进行上述侦查活动。
2、建立了对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机制。作为侦查程序中最为严厉的强制措施，审前羁押会导致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到较长时间的限制和剥夺，为此，西方各国对审前羁押实施严格的司法控制，将逮捕的行为与逮捕后的羁押予以区分，前者被设计成保证嫌疑人到场或到庭的手段，只能带来较短时间的羁押；而后者作为一种羁押状态，则一律要由法官或法院在双方同时参与下专门加以确认，两者在适用条件和程序上加以严格分离。并确立了一系列旨在替代羁押的强制措施，尤其是广泛采用保释制度。嫌疑人有权随时向法院提起申诉或者上诉，以期引起法院对羁押合法性问题进行的司法审查。
3、普遍确立了嫌疑人的沉默权和律师帮助权。基于无罪推定的要求，侦查机构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被告人在接受讯问时享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和陈述的自由，否则整个讯问程序无效，由此获得的口供也将被排除于法庭之外。与沉默权同等重要的是律师帮助权，嫌疑人在被逮捕时或第一次讯问时，都要被告知有权获得律师的帮助，如果无力委托，政府将为其指定一名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4、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范围不断扩大。与嫌疑人诉讼主体地位的增强相适应，辩护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参与范围得到了逐步扩大。在警察或检察官讯问嫌疑人时除个别国家不允许律师到场外，都允许和通知辩护律师直接参与。辩护律师有权与在押的嫌疑人进行秘密的会见与通讯，并能阅览侦查机构制作的案卷材料，有权开展一些独立的调查取证活动。
5、普遍通过司法裁判程序对侦查活动进行制约。西方各国是以裁判为中心来构建刑事诉讼程序的，法院的审判活动对侦查活动实际进行着最终的司法审查。通过当庭的直接、言词、辩论、集中的证据调查完成对事实的认定，作出独立自主的裁判。同时，法庭还要对侦查机构收集提交的证据是否合法进行独立的审查，对于通过严重违反诉讼程序、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手段获得的各种证据，都要排除于法庭之外，不得成为定案的根据。通过这种司法审查，使得侦查活动在法庭审判乃至司法救济阶段仍能受到司法机构的继续制约和控制。
二、理性反思：中国侦查程序构造上的缺陷
侦查机关代表国家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一旦运用不当，将会产生追诉机构及官员滥用国家权力和非法限制、剥夺公民基本权益的双重危险，侦查程序理应成为刑事诉讼中备受关注并进行精心设计的一个阶段。然而我们发现，我国的侦查程序在制度的整体设计及实际运行中存在着诸多的缺陷：
1、缺少一个中立的裁判者，由中立司法机构主持的司法审查和授权机制并不存在。无论是拘留、逮捕、搜查、扣押的实施，还是对犯罪嫌疑人长时间的羁押，都是由侦查机构自己或者检察机关通过审查发布许可状的，没有类似法院这样一个中立的司法授权机构，也不经过专门的授权程序。那种由司法机构主持进行的“程序性审查”活动在中国侦查程序中根本就不存在，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的司法裁判仅仅是法院对被告人是否有罪进行裁判的活动，而不是针对审判前追诉活动的合法性进行裁判的活动”。[4]这表明中国侦查程序完全属于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行政化的单方面追诉活动，从而导致了侦查权的失控与滥用。
2、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得到保障，承担着被迫自证其罪的义务。根据刑事诉讼法，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有“如实陈述”的义务，不得不承担着被迫供述自己罪行的责任。加之绝大多数嫌疑人都被长时间地羁押在公安机关的看守场所，而辩护律师一般不允许到场，使得嫌疑人失去实施有效防御的能力而成为被动承受追诉的一方，其诉讼主体地位受到极大削弱。加上口供对于定案的重大作用，包括刑讯逼供在内的非法取证现象的盛行就不足为怪了。
3、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对侦查活动的参与范围极为有限。辩护律师除了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进行受到限制的会见和进行申诉、控告等活动外不能进行任何实质有效的防御活动。不能在侦查人员讯问时到场，不能阅卷，不能进行调查取证，也不能向中立司法机构提出任何有效的申请，使侦查几乎完全变成侦查机构针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的单方面追诉活动。其结果是，侦查活动变成完全由侦查机构依职权自主进行，而辩护方几乎不能对这种活动的过程实施任何有效的制约。
4、由侦查机关进行的内部控制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对于保证侦查活动的合法性并不具有积极有效的作用。根据我国刑诉法有关规定，警察或检察官在实施有关侦查措施时，必须取得其单位负责人的授权或批准，并签发相关许可令状。然而因为他们都属于侦查活动的领导者与指挥者，由其对侦查活动进行控制是不现实的。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构，有权对侦查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由于公、检两机关都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往往在监督公安权关时“心太软”，从而使得对公安机关的制约与监督流于形式。
5、没有建立与非法取证相应的法律后果机制，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难以真正确立。虽然我国刑诉法规定，司法人员必须依照法律程序收集和审查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对于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手段获得的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供述等言词证据，法院可以将其排除于定案根据之外。然而，对于通过非法搜查、扣押、查询、冻结、窃听等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没有作出相关性规定。事实上，司法实践中遇有证据违法的情况，往往是遣责违法取证行为本身，对于由此而获得的证据材料，只要认为查证属实，就仍然可以采用为定案根据。这种只禁“毒树”，而不禁食“毒树之果”的作法往往会鼓励警察的程序违法行为，纵容对公民权益的侵犯。
三、展望未来：重构我国刑事侦查模式
“春风疾,战鼓擂，”一场关于司法制度的改革正在神州大地铺开。加强对侦查权的制约和监督，遏制侦查权的滥用，保障人权，确保司法公正，从根本上改革侦查程序，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在此，我谈谈个人的一些想法。
1、改革现行刑事司法体制，确立司法权的权威地位与中立形象，由此加强司法对侦查的审查与控制。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可以形象地概括为“流水作业式”的构造模式，因为“我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和‘检察监督原则’，侦查、起诉和审判是三个完全独立而互不隶属的诉讼阶段。公、检、法三机关就如同流水线上的三个‘操作员’，前后接力、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共同致力于实现刑事诉讼任务。”[5]其最大的弊端在于降低或破坏了审判权在诉讼中应有的权威和中立形象，违背了司法最终裁判原则与控审相分离原则，使得司法权干预与控制侦查权成为不可能。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积极地向现代法治国家“以裁判为中心”的构造模式转化，废除“公、检、法三机关公工负责，相互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及“检察监督原则”，结束公检法三机关各行其责，分散行使权力的状况。建议在现行法院中建立专门的审查庭负责对侦查活动进行控制与监督，从而使司法机构的裁判活动实际居于刑事诉讼的中心。具体来说表现为（1）在侦查阶段的一开始，法院的审查庭就可以参与并负责就所有涉及个人权益的事项进行司法授权和审查，作为一个中立司法机构对警察或检察员采取的强制性措施发布许可令状并进行合法性审查。（2）在侦查阶段就允许那些权益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公民向法院提出申请，从而引发法院就此事项举行专门的听审，作出权威的裁判，并允许上诉，从而充分给予这些公民（尤其是嫌疑人）的司法救济权。
2、改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地位，实行检、警一体化格局。检察机关既要进行法律监督，又要负责提起公诉甚至参与侦查，同时承担了司法监督和刑事追诉这两项相互矛盾的诉讼职能，使其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时，缺乏起码的中立性与超然性，并使控辩双方的力量严重失衡，损害了平等对抗原则和司法公正原则。因此，必须改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并把相关的诸如批准逮捕的监督权交由公正独立的法院行使。与此同时，必须对检警关系予以调整。因为“在现行体制下，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分工不明确，机构设置不合理，程序不顺畅，致使整个司法体制在不良运作中浪费掉大量的司法资源，效率低下，并使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机制很难建立起来”。[6]为使公、检两机关的侦查活动既不偏离追诉犯罪的高效目标，又符合程序公正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弱化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将承担侦查职能的司法警察从现行的公安管理机制中分离出来，由检察机关加以指导、管理，确立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行为进行领导、指挥、监督权。只有通过改变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并使之与公安机关形成一体化，才能既提高追诉犯罪的效率，又更公正地实现对侦查活动的控制与监督。
3、确立犯罪嫌疑人的诉讼主体地位，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在侦查阶段由于犯罪嫌疑人诉讼地位与能力的先天不足和侦控方力量的先天强大，如任其发展，将形成强大的侦控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以强凌弱的局面。正如梅利曼教授所言“诉讼权利的不平等以及书面程序的秘密性，往往容易形成专制暴虐制度的危险。”因而必须进一步扩大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和参与范围，使得辩护一方有足够的防御力量对抗追诉一方。在目前，我国应至少从以下几方面提高犯罪嫌疑人的地位：（1）犯罪嫌疑人应享有沉默权，使其不承担自证其罪的责任，违背嫌疑人自愿而得到的口供不能为法庭所采信。（2）大幅度地缩小审前羁押的适用范围，尽量采取羁押替代的措施，如取保候审、保证金制度，使嫌疑人在不丧失人身自由的条件下，与律师一道进行充分的辩护准备活动。（3）使犯罪嫌疑人及时得到辩护律师的帮助，应当在侦查一开始，嫌疑人就可以委托律师，使其及时参与到侦查程序中来。（4）扩大律师的参与范围，增强辩护一方防御力量，如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始终在场，与嫌疑人的会见不受监视，辩护律师有不受限制的调查取证权，有权在侦查结束后立即进行全面的阅卷等。
4、在刑事证据立法中，确立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对于违反宪法和诉讼程序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序上表明了我国开始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很不完善：我国对非法证据的排除只限于言词证据，对于非法羁押、非法搜查、扣押等所获得的证据却未予以列明，仍可作为定案根据。同时，对于适用排除法则的举证责任未作规定，导致实践中对举证责任的确定做法不一。因此，我国立法还应当作如下规定：对于非法羁押，包括擅自延长羁押期限和超期羁押所获得的嫌疑人的供述予以排除；对于非法搜查、扣押等获得的物证，可区分一般违法与严重违法的不同情况，对于轻微违法取得的证据可不予排除，对于较严重违法取得的证据，应予坚决排除。[7]参照国外作法，对于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先由辩方举证，但标准较低，只须有可成立的理由即可。然后，追诉官员就收集证据的合法性的承担举证责任。只有确立与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从根本上杜绝非法取证，保障人权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5、实行拘留、逮捕与羁押相分离制度，并使羁押的场所脱离侦控机构的直接控制。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任意的拘捕并长时间地予以羁押，导致目前超期羁押现象不断出现，严重地侵犯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为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国外的做法，将逮捕行为与羁押状态严格加以区分，逮捕的适用条件较低，只能引起短时间的羁押，但逮捕后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被捕者提交到法官面前，由后者对是否继续羁押，要否保释以及羁押期间等问题通过开庭的方式，在控辩双方都参与的情况下作出裁判。取消检察机关对逮捕行为实施的审查批准权及对羁押期限的决定权，而一律由法院审查决定，这可以保证羁押具有高于逮捕的法定条件，并按照更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裁判，从程序上防止嫌疑人受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强制措施。同时，在侦控机关逮捕嫌疑人以后，往往将其羁押于侦控机关可以直接控制的看守所、拘留所等场所，使得侦控机关可以任意地、秘密地讯问，容易导致刑讯逼供，获取非法的证据，侵犯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建议将嫌疑人被逮捕后的羁押场所脱离侦控机关的直接控制，而交由另一相对独立的行政部门管理，侦控机关要讯问犯罪嫌疑人，应取得法院及行政部门的批准令状方可进行。
参考资料：
[1] [前苏联]H·N·波鲁全夫：《预审中讯问的科学基础》［M］，群众出版社 1985 . 1
[2] 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 267
[3] [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法律出版社 1999 . 109
[4] 转引自陈光中等主编：《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中国刑事法律》［M］,法律出版社 1996 . 235页。
[5] 陈瑞华著：《刑事诉讼的前沿问题》［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 231
[6] 参见陈卫东、郝银钟：《侦检一体化模式研究》［J］，载《法学研究》 1999 .?1?
[7] 参见宋世杰：《证据学新论》［M］，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 334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
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22号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已由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于2009年5月20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2009年5月20日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
（2009年5月20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对《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五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按照以下规定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1、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九十以上；
“2、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减轻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
“3、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4、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二、第五十二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本决定自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
（2004年10月22日江苏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5月20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关于修改〈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提高通行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车辆驾驶人、行人、乘车人以及与道路交通活动有关的其他个人和组织，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严格管理。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组织全社会参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道路交通状况，每五年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确定工作目标，提出管理对策，落实经费保障，并组织实施。
对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
安监、交通、建设、农机、工商、质监、卫生、规划、教育、水利、监察等部门应当在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中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第六条 道路经营管理单位、车辆所有人等有关个人和组织，应当依法履行道路交通安全义务。
个人和组织发现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进行劝阻或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举报。
第二章 交通安全责任
第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和突发事件交通保障机制，建立健全交通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将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纳入安全生产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核，定期组织评价交通安全状况。对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负有责任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督促辖区单位落实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教育公民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第八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严格车辆登记和驾驶人考核发证，严格公正执法，依法查处交通违法行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根据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的需要，可以聘用人员协助疏导交通，维护道路交通秩序。聘用的人员不得实施行政处罚。
交通、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管辖的道路、桥梁，按照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设置和完善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等交通设施，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道路完好，并依据各自职责加强对所属运输企业和客运场（站）、营运车辆、驾驶人的道路运输安全监督检查。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协调、监督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措施和责任的落实，组织有关部门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检查。
第九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单位，应当经常对社会公众进行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发布交通安全公益广告，普及交通安全知识，及时公布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采取的交通管理措施。
学校应当将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中、小学校应当将学生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纳入操行评定。
第十条 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当实施内部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健全内部交通安全制度；
（二）确定一名负责人组织实施内部交通安全工作；
（三）保障交通安全投入，改善安全条件；
（四）教育本单位人员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五）做好机动车维护、保养和安全检查工作，保持车辆安全技术状况良好，及时消除隐患；
（六）雇用机动车驾驶人的，应当登记其驾驶证和身份证件；
（七）接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
交通事故多发单位和交通事故多发道路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落实交通安全责任，整改交通安全隐患，改进交通安全措施，防范和减少交通事故。
第十一条 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机动车国家安全技术标准；
（二）按照规定项目和方法检验机动车；
（三）使用的检测装置（仪器）应当经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不得使用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检测装置；
（四）向车辆送检人出具检验报告；
（五）建立检验车辆的交通安全技术档案；
（六）按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收费；
（七）接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监督检查；
（八）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其他有关规定。
第十二条 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培训班）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教学大纲进行驾驶培训，不得缩短培训时间或者减少培训内容，并如实向机动车驾驶考试主管部门提供培训记录。
机动车驾驶培训资格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机动车驾驶培训学校（培训班）的监督，发现违反有关管理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作出处理。
第十三条 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在回收报废机动车时，应当登记报废车辆所有人身份证明和车辆牌号、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等信息，并向当事人提供车辆报废证明。
报废机动车回收企业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现场监督下，对报废营运车辆及其他大型客车、货车进行解体。
第十四条 承修外观损坏车辆的，应当登记送修人身份证明及车辆牌号、发动机号码、车架号码，记录外观损坏部位和损坏程度。登记资料至少保存六个月。发现有交通事故后逃逸嫌疑的车辆，应当立即报告并配合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查。
第三章 车辆和驾驶人
第十五条 机动车不得安装、使用妨碍交通安全的光电设备、高音喇叭、大功率音响或者影响交通管理设施功能、影响其他车辆安全通行的装置。
不准违反规定在车辆上安装搭载人员的设备。
第十六条 下列非机动车应当经申领人居住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领取牌证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一）自行车；
（二）电动自行车；
（三）人力三轮车；
（四）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五）省人民政府规定应当登记的其他非机动车。
除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外，其他非机动车不得安装动力装置。
第十七条 申请非机动车注册登记时，应当交验车辆，并提交以下证明、凭证：
（一）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二）车辆来历证明；
（三）车辆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车辆进口凭证。
申请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登记的，同时提交残疾人联合会出具的符合下肢残疾条件的证明。
第十八条 已经领取牌证的非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并提交车辆所有人的身份证明：
（一）所有权发生转移的；
（二）补领号牌、行驶证的；
（三）车辆所有人的住所迁出登记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管辖区域的。
第十九条 驾驶已登记的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按规定悬挂号牌，并保持清晰。不得转借、挪用、涂改非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不得使用假冒、失效的非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
非机动车号牌、行驶证的样式由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规定并监制。
第二十条 专门用于接送中小学生的客车，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确认，可以在车身喷涂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统一规定的校车标志。其他车辆不得喷涂校车标志。
校车必须保持安全技术状况良好，专车专用，不得从事营业性运输。
校车驾驶人应当具有三年以上准驾车型的安全驾驶经历。
第二十一条 教练车辆应当符合安全技术标准，领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教练车号牌和行驶证，拖拉机教练车号牌和行驶证由农业机械主管部门核发。在道路上进行驾驶教练，应当按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行驶。
第二十二条 发现未按规定接受安全技术检验的机动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责令驾驶人在发现地安全技术检验机构进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检验合格的，发给检验合格证，发还机动车和行驶证。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应当就地强制报废。
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各自职责，及时查处非法生产、拼（组）装、销售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车辆成品及配件的行为，以及非法回收报废车辆的行为。
第二十三条 本省实行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信息记录制度。
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领取并随车携带驾驶人信息卡，信息卡记载驾驶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和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等信息。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应当经常查询车辆或者其本人的交通安全记录。雇用机动车驾驶人的，应当要求被雇用人提供交通安全记录。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记录并无偿提供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积记分和发生交通事故的情况等信息。对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严重或者多次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可以抄告车辆所有人或者管理人。
第四章 道路通行条件
第二十四条 道路经营管理单位应当保障道路完好，根据道路等级、交通流量、安全状况以及交通管理的需要，按照国家标准在道路上设置和完善相应的交通设施，并保持清晰、醒目、准确、完好。
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时，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同步规划、设计、建设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交通监控、防撞护栏等交通设施，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乡村、集镇、居住区道路以及其他个人和组织自建的供社会机动车通行的道路，应当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导下，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设施。
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门前的道路没有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施划人行横道线，设置提示标志。
第二十五条 改建或者扩建城市道路，应当保障非机动车和行人安全通行，不得挤占人行道供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不得挤占非机动车道供机动车通行。但在非机动车和行人交通量发生较大变化时，可以对车行道、人行道进行调整。
第二十六条 利用立交桥、人行过街天桥悬挂、张贴物品或者横跨道路设置横幅等，不得遮挡交通标志、交通信号灯，不得妨碍安全通行。
第二十七条 道路沿线单位、居住区的机动车出入口，应当设置在交通流量相对较小的路段上，并设置让行的交通标志或者标线。
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在已建成通车的道路两侧增设或者封闭平面交叉口、通道、出入口。
第二十八条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经常检查道路及其配套设施的技术状况，发现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应当及时采取治理措施。
接到道路及其配套设施存在交通安全隐患的报告或者当地人民政府作出的处理决定，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先行采取有效的警示和防护措施，并及时治理交通安全隐患。
第二十九条 规划部门在审批城市道路沿线的大型建筑以及其他重大建设项目时，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部门组织进行交通影响评价。经评价不符合城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划的，应当进行调整，无法调整的，不予批准。在道路沿线建设加油站、停车场等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部门应当事先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出具书面意见。
城市道路沿线的大型建筑依法改为商业、会展、娱乐、餐饮、教育培训等用途，建设或者经营管理单位应当在投入使用前通报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三十条 城市市区、县（市）城区公共停车场（库）、公交场（站）建设应当纳入城市规划，并与城市建设和改造同步进行。
新建、改建、扩建文化、体育场（馆）等大、中型公共建筑以及商业街区、居住区、旅游区，应当按照标准配建、增建停车场（库）。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按照规划和标准建设停车场（库）或者配置专门的场地，供本单位及其职工的车辆和外来办事车辆停放，不得在单位外占用车行道、人行道停放车辆。
配建的停车场（库）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投入使用，不得停用或者挪作他用。
城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划部门可以制定高于国家和省规定的停车场（库）配建标准，并根据经济社会和交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提高。
第三十一条 机动车停车位不足的城市街区，市、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交通状况和公共停车场建设规划，在不影响行人、车辆通行的情况下，在城市道路范围内施划临时停车泊位，并规定停车泊位的使用时间，设置警示标志。在交通情况发生变化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撤除停车泊位。停车泊位施划工作规范由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制定。停车泊位的收费及使用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因紧急情况或者举办大型活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在道路范围内确定临时停车区，或者暂停道路停车泊位的使用。
其他任何个人或者组织不得设置、撤除道路停车泊位，或者设置影响机动车在道路停车泊位内停车的障碍。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部门不予批准占用、挖掘道路：
（一）工程施工准备不足或者交通安全措施不落实的；
（二）在宽度不足3米的人行道上搭建临时建筑物的；
（三）非建设性占用车行道的；
（四）其他严重影响交通安全畅通的。
因工程建设需要中断高速公路、国道、省道交通的，应当征得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需要半幅封闭的，应当征得设区的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遇有交通堵塞或者其他紧急情况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要求暂时停止道路施工、作业，临时恢复通行。
第三十三条 市、县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城乡发展和居民交通需求，制定和实施公交发展规划，鼓励并优先发展公共交通，方便城乡居民出行。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和有条件的城市道路，应当根据公交发展规划，设置公交专用车道和港湾式停靠站台。
开辟、调整公共汽车的行驶路线、站点和开辟、调整长途汽车在城市道路上的行驶路线、站点的，有关部门在审批前应当事先征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意见。其中，开辟、调整公共汽车路线、站点的，还应当征求沿线居民的意见。
公共交通和长途客运车辆应当停放在专门的停车场、客运站。
第三十四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城市客运主管部门可以根据交通状况，在城市道路范围内共同设置出租车临时停靠站（位），方便出租车停靠上下客。在设有出租车临时停靠站（位）的道路上，出租车不得在站点外停靠。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城市道路交通状况，合理设置校车和单位接送职工的自备客车停靠站。
第三十五条 盲道、人行道应当保持安全、畅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占用、损毁盲道及设施，不得损毁或者擅自占用人行道。
第五章 道路通行规定
第三十六条 车辆、行人应当各行其道。
没有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的道路，机动车在道路中间通行，非机动车、行人应当靠道路右侧通行；路面宽度7米以上的，从道路右侧边缘线算起，行人应当在路面宽度不超过1米的范围内通行，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应当在路面宽度不超过1.5米的范围内通行，其他非机动车应当在路面宽度不超过2.2米的范围内通行。
第三十七条 车辆进出道路，应当让在道路内正常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机动车进出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不得妨碍非机动车、行人正常通行。
车辆进出停车场（库）或者道路停车泊位，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
第三十八条 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让所借道路内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
（二）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
（三）依次按顺序行驶，不得频繁变更车道；
（四）不得一次连续变更两条以上机动车道；
（五）左右两侧车道的车辆向同一车道变更时，左侧车道的车辆让右侧车道的车辆先行；
（六）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三十九条 机动车行经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应当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或者交通警察指挥，依次有序通过，不得无故停滞、缓行，妨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行。
第四十条 机动车在狭窄道路上会车时，有条件让行的车辆应当避让没有条件让行的车辆，后进入该路段的车辆应当避让先进入的车辆。
第四十一条 除公共汽车和接送中小学生的校车外，其他机动车不得在公交专用车道内行驶。公交专用车道前方有障碍时，公共汽车可以临时借用相邻车道，超越障碍后应当驶回专用车道。
公共汽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乘坐人数不得超过座位数，乘车人不得站立。
第四十二条 拖拉机不得在下列道路上行驶：
（一）大中城市中心城区道路；
（二）高速公路和建有辅道的国道、省道；
（三）市、县人民政府明令禁止通行的道路。
拖拉机应当遵守下列通行规定：
（一）在最右侧机动车道通行；
（二）进入公路、城市道路，或者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前，应当停车观察，确保安全。掉头、转弯时，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进行示意。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对确需经城区过境的农业机械和向城市运送农副产品的拖拉机，指定行驶路线、行驶时间。
第四十三条 机动车在道路上停放、临时停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在禁止停车或者妨碍交通的地点停车；
（二）在划有停车泊位的路段，应当在停车泊位内停放；
（三）车身右侧距道路边缘不得超过30厘米。
在夜间无路灯照明或者遇风、雪、雨、雾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下，机动车在停车场以外的道路临时停车的，除遵守前款规定外，还应当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示廓灯、后位灯。
公共汽车应当靠边、按序、单排进出站台，不得在站外上下客。
第四十四条 乘坐机动车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机动车未停稳时不得上下车；
（二）不得从车窗上下车；
（三）不得扒车；
（四）不得在禁止车辆停靠的地点拦乘机动车；
（五）不得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
第四十五条 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只准搭载一名十二周岁以下的人员。搭载学龄前儿童的，应当使用安全座椅。
十二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驾驶自行车或者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搭载人员。
第六章 交通事故处理
第四十六条 发生重特大交通事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公安、交通、安监、卫生等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实施紧急救援；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事故发生地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应当到现场指挥救援，组织善后处理工作。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道路主管部门和经营管理单位以及急救医疗机构等，应当共同制定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应急救援人员、车辆和必要的器材、设备，并定期组织演练。
急救医疗中心（站）等单位接到救援交通事故伤员的请求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应当及时派出急救车辆和人员，组织实施医疗救治。对需要急救的交通事故伤员，任何医疗机构不得推诿、拒绝。医疗机构因医务人员、技术或者设备不足无法正常实施救护的，应当派出医护人员护送到有救护条件的医院抢救。救治费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第四十七条 发现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过往车辆驾乘人员、行人以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当主动协助当事人实施救援，并及时报告急救医疗单位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第四十八条 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随车人、单位负责人、车辆所有人或者经营管理人知情的，应当立即报告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因调查交通事故逃逸的需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查阅或者复制道路收费站、渡口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记载过往车辆信息的资料，有关单位应当及时无偿提供。
第四十九条 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车辆损坏或者在道路上散落物品，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的，当事人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及时清除障碍。当事人无法及时清除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通知清障单位予以清除，清障单位接到通知后，应当及时到达现场清障。清障费用由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或者驾驶人支付。
第五十条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仅造成轻微财产损失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场再进行协商处理。当事人不撤离现场的，交通警察应当记录交通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天气、当事人姓名、机动车驾驶证号、联系方式、机动车牌号、保险凭证号、交通事故形态、碰撞部位等，由当事人签名后，责令当事人撤离现场，恢复交通。对拒不撤离现场的，予以强制撤离，并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当场制作事故认定书。
第五十一条 发生交通事故的机动车驾驶人不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要求接受酒精、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麻醉药品检测的，承担全部责任，但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
第五十二条 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未参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机动车方按照该车应当投保的最低保险责任限额予以赔偿。对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按照以下规定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
1、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全部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九十以上；
2、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主要责任的，减轻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
3、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同等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
4、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负事故次要责任的，减轻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
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赔偿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当事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报告的，保险公司应当依法理赔：
（一）当事人依法自行协商处理的交通事故；
（二）仅造成自身车辆损失的单方交通事故；
（三）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对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行为，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暂扣或者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拘留等处罚。给予罚款处罚的，罚款数额按照本条例规定的具体标准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四条 行人或者乘车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二十元罚款：
（一）不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
（二）通过路口或者横过道路，没有按规定走人行横道或者过街设施的；
（三）在机动车道内行走、停留的；
（四）跨越、倚坐道路隔离设施的；
（五）扒车、跳车、追车、强行拦车或者抛物击车的；
（六）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乘车的；
（七）向车外抛洒物品的。
行人、乘车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其他通行规定的，处以五元罚款。
第五十五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五十元罚款：
（一）不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的；
（二）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的；
（三）醉酒驾车的；
（四）转弯时未减速慢行、伸手示意，突然猛拐的；
（五）非下肢残疾的人驾驶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
（六）驾驶加装动力装置的自行车、三轮车的。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其他通行规定的，处以二十元罚款。
第五十六条 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以五十元罚款：
（一）行经人行横道或者遇行人横过道路，不按规定减速、停车、避让行人的；
（二）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的；
（三）驾驶摩托车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的；
（四）摩托车违反规定载人的；
（五）在车门、车厢没有关好时行车的；
（六）在机动车驾驶室的前后窗范围内悬挂、放置妨碍驾驶人视线的物品的；
（七）驾车时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
（八）下陡坡时熄火、空档滑行的；
（九）驾车时向道路上抛撒物品的；
（十）驾驶摩托车手离车把或者车把上悬挂物品的；
（十一）未按规定鸣喇叭示意的；
（十二）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或者路段鸣喇叭的；
（十三）机动车未按规定放置检验合格标志或者保险标志的；
（十四）未随车携带驾驶证或者行驶证的；
（十五）变更车道时影响相关车道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
（十六）在同车道行驶中，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的；
（十七）在驾驶证丢失或者损毁期间仍驾驶机动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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