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国人犯罪案件管辖问题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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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汉市人大常委会


武汉市人才市场管理条例
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鄂常备(2001)11号


（2001年2月23日武汉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2001年3月30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才市场管理，规范人才市场行为，保障人才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人才市场招聘、应聘，人才中介机构从事中介服务活动，以及人才市场的管理适用本条例。
通过人才市场应聘的人员应当是具有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管理工作相应资格或者能力的人员。
第三条 人才市场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平等竞争的原则，促进用人单位与人才的双向选择和人才的有序流动。
第四条 积极引进国际国内高层次人才，鼓励人才向本市重点加强的地区、行业、部门以及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和重点研究项目流动，促进武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五条 市人事行政部门是本市人才市场的主管部门，负责本条例的组织实施。区人事行政部门按照管理权限，负责本辖区内人才市场的管理。
人事行政部门管理人才市场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人才市场管理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制定人才市场发展规划和管理规定；
（三）培育人才市场，建立、完善人才市场管理体制；
（四）指导、监督人才中介机构的工作；
（五）依法查处人才市场违法行为；
（六）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工商、公安、物价、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各自职责做好人才市场有关管理工作。

第二章 人才中介机构
第六条 设立人才中介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明确的章程、业务范围和管理制度；
（二）与申请的业务范围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和设施；
（三）与开展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四）五名以上持有经纪人资格证书并经人才中介服务业务培训的专职工作人员；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设立人才中介机构，须向人事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取得市人事行政部门核发的人才中介服务许可证件（以下简称《许可证》），并到工商、税务等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市人事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书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禁止伪造、涂改、借用、租用《许可证》。
第八条 人才中介机构更名、换址、更换法定代表人或者停办的，应当依法分别到原审批机关和登记主管机关办理变更或者终止手续。
第九条 人才中介机构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提供人才供求信息和咨询服务；
（二）组织智力引进、输出；
（三）举办人才交流会；
（四）符合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十条 人才中介机构受人事行政部门委托，可以从事人事档案管理，代办出国、出境以及专业技术职称申报等工作，并遵守和执行有关规定。
第十一条 人才中介机构必须依法开展经营业务活动，不得超越《许可证》核准的业务范围经营，不得提供虚假信息，不得作出虚假承诺。
第十二条 人才中介机构应当对人才供需双方的资格和有关证明文件进行审查。
第十三条 人才中介机构应当公开服务内容和程序，严格执行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不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和提高收费标准。

第三章 人才招聘
第十四条 用人单位依法享有招聘人才自主权。
用人单位招聘人才可以选择下列方式进行：
（一）委托人才中介机构代理招聘；
（二）通过人才交流会招聘；
（三）通过新闻媒体发布启事招聘；
（四）通过人才信息网络招聘；
（五）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委托人才中介机构代理招聘，应当与代理机构签订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合同。
第十六条 组织举办人才交流会，应当经市人事行政部门批准。人才交流会的主办者应当对与会单位进行资格审查，并对招聘活动进行管理。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通过新闻媒体或者计算机公众信息网络等形式发布的人才招聘信息必须真实，不得有虚假承诺，不得有歧视性或者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内容。
通过新闻媒体发布人才招聘信息的，须经人事行政部门审查。
用人单位不得向应聘者收取任何费用。

第四章 人才应聘
第十八条 人才应聘可以通过人才中介机构、人才交流会等方式进行。应聘人员应当如实出示身份证、工作证、学历证、职称资格证等有效证件和本人履历材料。
第十九条 应聘人员要求离开原单位的，须按人事管理规定或者与原单位签订的合同，办理有关手续；对符合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应予批准。
第二十条 人才被聘用后，有关单位应当按规定办理转递人事档案、人事关系等手续，并向人事行政部门备案。
有关单位须如实为应聘人员提供证明材料，不得出具虚假的证明、档案材料。
第二十一条 应聘人员和用人单位达成聘用意向后，应当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为聘用人员办理社会保障。
第二十二条 下列人员不得通过人才市场应聘：
（一）从事国家机密工作，未经单位批准的；
（二）国家和省、市重点工程、重点科研项目的主要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完成规定任务前，未经单位同意的；
（三）依法接受审查尚未结案的；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人员。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因人才聘用发生争议的，可以向人事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事行政部门予以处罚：
（一）无《许可证》或者伪造《许可证》从事人才中介服务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二）涂改、借用、租用《许可证》的，责令其停止活动，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吊销《许证》；
（三）超出许可的业务范围从事人才中介服务的，责令其限期整顿，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
（四）未经批准举办人才交流会的，责令其停止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五）人才中介机构弄虚作假发布人才招聘信息、用人单位利用虚假信息招聘人员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六）应聘人员违反本条例参加应聘或者弄虚作假的，处以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 未经审查，擅自发布人才招聘信息的，由人事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并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其他有关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理。
违反本条例规定，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人事行政部门及其他相关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人才市场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6月22日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武汉市人才市场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2001年3月30日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批准《武汉市人才市场管理条例》，由武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施行。


2001年4月15日
论“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

宋绍青


内容摘要：在国外刑法理论中“不知法律不免责”是一条古老的规则，在社会发展节奏十分缓慢的历史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这一规则面临着一些争论与问题。本文对国内外理论及实务界对这一规则的不同态度和理论依据进行了阐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对“不知法律不免责”规则提出了质疑。

　　关键词：法律错误 犯罪故意 违法性认识 地方性认识

　　一、历史沿革

　　“不知法律不免责”（Ignorantia juris non excusat )是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一个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被普遍遵循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历来的通说把刑法上的错误分为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两类，并认为事实错误阻却故意，法律错误不阻却故意。

　　“不知法律也不能免责”原则，起源于一概不允许认识错误的诺曼底时期的绝对责任。关于事实认识错误，在13世纪的布莱克顿的教科书中，已承认其为抗辨理由；与此相对，关于法律认识错误，判例却一贯给予处罚。其最古老的判例是1613年的Vanx案。该案判旨认为，即使不知英国法律，但由于认识到被起诉的事实，不知法律也不成其为抗辨理由。

　　任何一个法律原则的产生都同一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原则在社会发展节奏十分缓慢的历史时代是完全正确的。中世纪的法律认为“行为人主观意图与惩罚无关，因为法律惩罚的是行为本身”，那时的法律尚未发现蓄意杀人与偶然杀人有不同之处。尽管今天的普通法比其源头安德鲁——德国氏族法来说已有许多进步，但“法律错误或不知不可辩护”这一规则仍然没有变化地流传到今天……然而，工业革命加快了历史前进的步伐，新的法律规范不断大量涌现，其中不少规范同千百年来依据共同习惯形成的道德观念联系不甚紧密。因此，在当今社会若不加区分地死守“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原则，就可能导致与情理相悖离的现象。因而，在西方一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乃至于立法中出现了某些变通。在当代西方各国刑法之中，对法律错误可作辩护理由持最宽容政策的是德国刑法典第17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缺乏实行不法的认识，那么，他就是无责任地行动的，如果他不能避免这种错误。如果行为人能够避免错误，那么，可以根据第49条第1款（该款为”特别的法律轻处根据”。——笔者注）轻处刑罚。”，在美国，一些例外的判例纷纷出现，特别是《模范刑法典》第204条第（3）项更是明文规定，“确信其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犯罪时，如有下列所规定的情形，可作为对基于其行为所生之罪的追溯的抗辩：（a)行为人不知规定犯罪之制定法或其他成文法规的存在，且在实行被追诉的行为时，其法令尚未公布或处于其他不能知悉法令存在的状态时……”。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同“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也一再被引用。然而，近年以来，开始有不少学者对这一原则提出了质疑。在立法上，关于刑法中错误问题，始终是我国刑事立法的空白点。据介绍，在刑法典制定过程中，曾于第22稿第17条规定：“对于不知法律而犯罪的，不能免除刑事责任；但是根据情节，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但在第33稿中却删掉了该条内容。1979年刑法典对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均未以法条的形式明文规定。一些学者在起草刑法修改理论案时，建议对事实错误加以规定，但未能被1997年刑法典所采纳。

　　二 相关的理论论述

　　“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之所以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因为许多理论在支持这个规则，该规则的存在维持着许多非常重要的社会利益。这些社会利益包括：协助司法活动、鼓励知识、遵守法律、保持司法规则的一致性。不得不指出的是，所有这些理论都太过于实际和功利。如果从个人利益的角度考虑，一个人只有当有意地实施他明知是犯罪的行为时才构成犯罪。现在，许多人对“法律错误不可辩护”这一规则持批评态度，采用该规则的功利性原因已受广泛的质疑。下面本文将对有关的论点作一下简要的介绍：

　　（一）一般性的理论探讨

　　 1、国外学者的观点。英美刑法理论一般从三方面说明上述原则的根据：第一，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即应当知道法律。布莱克斯顿说：“具有辨别能力的任何人，不仅应当知道法律，而且必须知道法律，并推定其知道法律，因此，法律认识错误在刑事法上不成立任何抗辩理由。这是罗马法的格言，也是我国法律的格言。”第二，如果法律认识是免责事由，则被告人常常主张法律认识错误，事实上又难以证明，因此根本不可能裁判。第三，法秩序具有客观含义，法律是具有客观含义的规范，刑法所表现的是通过长期历史经验和多数人社会舆论形成的客观伦理。当法律与个人的信念相对立时，法律处于优先地位，故法律认识错误不是免责理由。大陆法系国家的学者也多从这几方面加以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对“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的主要反对理由是“惩罚一个遵守法律，认为自己行为合法的人是显然错误的”、“惩罚对象应当在主观上具有道德可责性”。由于在古代大多数犯罪行为本身就是罪恶的，所以以上对“法律错误不可辩护”的反对理由对古代意义不大，然而现代社会立法机关规定出许多“法定犯罪”，法律“预先假定人人都懂法律”就无论从事实上还是逻辑上都站不住脚。

　　 2、我国学者的论述。我国有学者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来论证“不知法律不免责”原则的合理性。实体法方面的理由是：首先，刑法规范是以千百年来人们共同的社会实践、习惯和常识为基础的，因而这些规范可以推定为人所共知，“杀伤无辜”、“奸淫”、“偷盗”等等，即使不知法的人，也都知道这是不能容许的错误行为。其次，作为犯罪要件的罪过，其内容并不要求包含认识行为的违法性，因此不知法完全不影响罪过的成立。诉讼法方面的理由是，如果实体规范被推定为人所共知，诉讼上就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无法执行实体法。假定被告说：“我不知道法律上规定这种行为是犯罪”。这句话无需进一步举证证明，因为他本人就是证据；但控告一方要进行反驳是很困难的，有时简直是不可能的。为了诉讼顺利进行，确立“不知法律不免责”这个前提是必要的。 有学者认为刑法规范具有两重性，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不知法律不免罪”原则：“……从概念上区分刑法的两重性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能够藉此进一步明确刑法功能的两个重要侧面：第一，要求社会成员普遍遵守的刑法规范，通常只需反映规范的表层内容——具体的行为方式以及同行为相联系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刑法制裁犯罪的社会生活基础。因此，法律只要求社会成员从一般社会准则和道德要求的层次上了解刑法的基本精神，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犯罪的构成要件。‘不知法不为罪不得作为犯罪人免除刑事责任的理由’的刑法格言即源于此”。一种比较有中国特色的论据是认为我国目前有相当数量的法盲存在，在当前条件下，要求人们都明知自己的行为是不是违法犯罪，从而将法盲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处，是不现实的，是脱离我国实际的。并认为“这种做法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因为不懂法的人不承担刑事责任，懂法的人则会承担刑事责任，这显然不公平。”

　　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部分学者认为：法律是规范人们行为的标准，是个人决定其作为或不作为的依据。知法而犯法的，表明行为人“对法有敌意”，国家便拥有对其进行处罚的依据。因此“不知法不为罪”不仅有其深厚的观念基础，而且有其法理依据。针对上述学者提出的我国目前存在相当数量的法盲，将法盲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不合我国国情的理由，冯军博士认为“法盲中的大多数在良心的看守下成为守法者，就是那些犯了法的法盲也有种种情形……对于法盲中那些由于教育环境的恶劣、物质生活的穷困等没能知法，不幸误犯了法律者，有什么理由不把他们排除在故意犯罪之外？” 针对有学者提出的不惩罚法盲会鼓励人们不学法、不懂法，惩罚知法者而放纵法盲不公平的理由，冯军认为“至于说要求有违法性认识，就会鼓励人们不学法，甚至会产生不公平，也是片面的看法。法是保障公民权利的，人们学法、知法、守法是为了保护自己……法本身的功能就是鼓励人们学法。为了保护自己，使自己不负刑事责任而不学法，只有那些卑劣的人才做得出来，倘若真有这样的人，不妨宽容他一次，待到下次再犯时，就完全有理由重重处罚他。知法犯法者应比不知而误犯者负担更重的责任，理所当然，有什么不公平的呢？要那些由于种种原因（其中也许有行为人自身的原因）没能知法的人，都承担刑事责任甚至是故意犯罪的刑事责任，实是过于苛酷了”。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些学者已开始转变立场，由支持“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原则转变为对该原则提出质疑。

　　（二）道义责任论与功利责任论的争议

　　在刑法理论中，有关“不知法律不免责”的争论可以细化为：犯罪故意的内容是否包括行为人对行为的违法性认识，进而表现为违法性认识错误能否成为减轻刑事责任的依据。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是刑法理论上的两大主要学术流派，他们之间的争论几乎贯穿于刑法理论的始终。在责任领域，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成为客观主义刑法理论与主观主义刑法理论的基本对立点。

　　道义责任论的基本观点是，犯罪是基于人的自由意志实施的行为，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均具有自由意志；故意、过失实际上是对基于自由的意识活动所实施的犯罪的认识要件，基于这种自由意志的活动而实施犯罪行为时，才能受到伦理上的非难，对行为人处以作为报应的刑罚才是正当的。社会责任论的基本观点是，所谓责任，是对社会有危险的人，被社会科处作为社会防卫手段的刑罚的法律地位；犯罪是人的素质与环境的产物，犯罪人并不具有选择犯罪行为与适法行为的自由，因此就犯罪行为对行为人加以非难是不可能的；刑法是对犯罪人将来再犯罪的可能性即性格的危险性，进行社会防卫的手段；正因为犯罪人在性格上具有危险性，所以处于承受社会的防卫处分的地位，这就是责任。由于基本立足点的不同，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支持者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坚持社会责任论的学者认为，公民有知法的义务，只要法律上已经规定为犯罪行为，行为人对自己行为性质的误解，不影响故意的成立。如不知法能免除刑事责任，后果将是荒谬的。“把违法性意识做为故意的要件，就等于是公认无罪，国家自动放弃其生存权。为了维护国家的权威，应该肯定违法性意识对成立故意是不必要的。”而从道义责任论出发的刑法学者则认为，故意之成立，必须以认识违法为要件，一个人没有公然违反法律的意识，就没有处罚的理由。“在无违法性意识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承认故意责任，这是单方面强调国家权威而无视刑法的意识决定机能的。”针对社会责任论与道义责任论的争论，有学者提出了二者加以拆衷的法定犯与自然犯区别说。该说为日本著名刑法学家牧野英一所提倡。牧野认为自然犯的规定根植于大众所奉行的道德原则之中，因此犯此种罪的反社会性在行为本身中已经蕴含，无须再有违法性意识。而法定犯与社会成员咸知共守的道义观念并无实质联系，仅是出于某种政策的考虑才规定为犯罪的，因此构成此类犯罪应具有违法性意识。由于自然犯与法定犯并无明确的界限，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判定某种犯罪是自然犯还是法定犯，而且还存在着“法定犯的自然犯化”的现象。基于此，学者们对自然犯与法定犯区别说进行了批判。尽管如此，牧野在讨论违法性认识问题时，不一概而论，而是在对犯罪类型做一定区分后分别下结论的做法确有可取之处。就连他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认为自然犯、刑事犯不需要违法性的意识但法定犯、行政犯需要的立场，在面向实际上具有合理性……”，这种观点也开始为我国的一些学者所接受。

　　三、另一种文本的考查：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法律

　　法律更多的是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中国传统社会主要是乡民社会，而非市民的社会（civil society)。乡下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也是最被人瞧不起的。这种状况到本世纪也没有多少改变。在当代中国，绝大多数人口仍然居住和劳作于乡村。“农村”不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农民”不仅是一种职业身份，而且是一种政策身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农村、农民问题。所以，研究理论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就不能不关注农村、农民问题。

　　前一段时间，《被告山杠爷》这部电影放映后曾在法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论。山杠爷是一个非常偏远的山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在村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他的职责和品性使他与村里的一些人发生了冲突，有时他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合法律规定的手段强迫村民。后来村里有个媳妇，经常打骂婆婆。山杠爷看不过，在劝告无效的情况下，山杠爷命人把这个媳妇抓了起来，游了街。这个媳妇深感羞愧，跳河死了。很快，事发后，公安人员逮捕了山杠爷，指控他非法拘禁，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对此，山杠爷感到十分困惑，他无法弄清自己错在何处，同样，村里的人也认为山杠爷并没有做错什么。

　　对于这部电影，不少中国法学家评论说司法人员能够严格执法，他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因为法律不能迁就某些人落后的观念。在法制发展的过程中，总需要有人做出牺牲。也只有如此，才能把知法、守法的观念钢筋铁骨般打进民众的灵魂中去。笔者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因为这种观点具有太强的威权主义的意味。如果不加限制，它必定会导致在其他领域剥夺人们进行选择的自由。正如苏力所言：“然而我的确对那种大写的普适真理持一种怀疑，因为这种大写的真理有可能变得暴虐，让其他语境化的定义、思想和做法都臣服于它。在近现代历史上，这种经验教训并不少见。”同时，这种观点即使动机是非常纯正的，有时结果也将与制度设计者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它并不能使我们所主张的法律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因为法制的建立，尽管需要强制，但最主要的是得到人民的自觉遵从。”在一个“被正式法律制度遗忘的山村中”，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依赖于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规则、习惯和风俗。这些要素的结合即是所谓的“地方性法律”。尽管，在当代中国社会这些“地方性法律”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制度的设计者所认可，然而，尽管执行“法律”的人可能违反了正式的国家制定法，他的行为一般也能为村民们所接受，具有某种合法性。在正式的法律未来之前，这些地方性的“法律”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在乡村中发挥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正式的法律来了，原已建立的平衡被打破，这些地方性的“法律”就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境地。有人虐待婆婆需要管，可正式的法律又无法管，同时还不允许乡民管。这注定会破坏人们社会生活中已经习惯了的秩序。

　　以此为背景，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不知法不免责”这一原则。在我国还存在较大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的情况下，对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法律要求不应该是整齐划一的。那种“人人都应懂法”的预设很容易就打破乡村社会原有的平衡。即使退一步说，法治的建立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有什么理由由乡民们做出牺牲呢？又有什么权力强迫他们接受这种以牺牲他们自己的利益换来的法治呢？这种牺牲是否会证明是一种没有收益的代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