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商检局关于对日出口家禽肉检验出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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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缴”质疑

坦白地说，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公布之前，我从来没有对“收缴”这个词语产生过任何兴趣，因为我所掌握的有限的行政法知识中，并没有对于“收缴”的专门论述。《程序规定》的出台使我不得不问：“收缴”是什么？
一、 考察：现行法律中的“收缴”
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十三部法律使用了“收缴”一词。但是在十三部法律当中，“收缴”并不具有统一的使用语境和含义。在这些法律当中，根据“收缴”的主体不同主要具有一下几个用法：
（一）非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在一定范围内按照有关规定收取钱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乡统筹的收缴方法，村提留的收缴及使用”；第二十二条“水电费的收缴”。
(二)国家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对某些财产进行处分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可以……收缴进行非法活动的财物和非法所得”。
(三)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授权的机构对于标的物依法采取的占有转移措施。这种用法是最多的，有十一部法律属于这一类。虽然其主体都是行政机关，但是具体用法却具有细致而微的差别。归纳起来，根据收缴标的不同又可以分为：
1．收缴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都有这种用法。（对于罚款的收缴，实际上是行政处罚的执行措施）
2．收缴证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四十条“涂改、出借卫生许可证的，收缴卫生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六十八条“本法施行前设立的拍卖企业……逾期未达到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销登记，收缴营业执照。”（以上相当于吊销许可证的执行措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四条“对伐区作业不符合规定的单位，发放采伐许可证的部门有权收缴采伐许可证，中止其采伐，直到纠正为止。”（类似于暂停许可或者暂扣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第十七条“伪造、变造的居民身份证和骗领的居民身份证，由公安机关予以收缴。”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六条“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驾驶证或者使用其他车辆的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予以收缴。”另外该法还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号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驾驶证。”
3．收缴假金融票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伪造、变造的货币，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信用证、信用卡或者其他银行结算凭证一律收缴，上交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销毁。”
4．收缴费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四十一条“检验费收缴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收取的意思，可以理解具体行政行为中行政事业性收费的行政征收）
5．收缴毒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三十一条“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罂粟壳的，收缴其非法运输、买卖、存放、使用的罂粟壳”。
6．收缴枪支。《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二十六条“配置民用枪支的单位和个人不再符合持枪条件时，必须及时将枪支连同持枪证件上缴核发持枪证件的公安机关；未及时上缴的，由公安机关收缴”（证件收缴应当是吊销的意思）；第二十七条“不符合国家技术标准、不能安全使用的枪支，应当报废。配备、持有枪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将报废的枪支连同持枪证件上缴核发持枪证件的公安机关；未及时上缴的，由公安机关收缴。报废的枪支应当及时销毁。”
7．收缴车辆警报器、标志灯具。《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七条“非法安装警报器、标志灯具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强制拆除，予以收缴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收缴还要并处，能把收缴理解为行政处罚吗？）
8．收缴拼装、报废机动车。《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
9．收缴发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七十二条“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有本法规定的税收违法行为，拒不接受税务机关处理的，税务机关可以收缴其发票或者停止向其发售发票。”（收回的意思.）
总之，13部法律对于收缴的用法，可以看出，收缴似乎更多在具体执行中使用,而很难看出收缴是一种独立的行政强制措施。另外国务院数以百计的行政法规，各部委还有数以千计的部门规章使用收缴一词，收缴范围之大，物品种类之多恐怕无出公安之右者。《程序规定》所谓的强制措施“收缴”是那一部法律授权呢？从上述法律来看，公安机关除了对罂粟壳、伪假身份证和车辆证照、非法安装的警报器和标志灯具、非法持有的和报废的枪支、上路行驶的拼装和报废机动车，其他的“收缴”并没有法律依据。
无独有偶，《人民币管理条例》第34条规定：“办理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发现伪造、变造的人民币，如果数量较少，由该金融机构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当面收缴。”第35条规定：“对金融机构收缴的假币，中国人民银行或者中国人民银行授权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业务机构予以没收。”这里的“收缴”似乎也成了没收前的强制措施。2003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对于《人民币管理条例》第34条、第35条的内容，予以沿用和细化，银行业内人士认为：没收”与“收缴”在行政法理上，两者并无严格区别，均应认定为行政处罚行为。但在反假货币法规规章中却存在差异，《人民币管理条例》、《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人为地设定了两个概念的差异，反而带来一些概念上、理论上的混乱；并提出：法律、法规明应当明确授权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以行使假币鉴定、没收权，否则他们只能基于中国人民银行的委托，以中国人民银行的名义来行使对人民币的有关行政管理权限，即使使用“收缴”一语，也不能改变这一事实。
二、剖析：《程序规定》的“收缴”怎么用
首先，《程序规定》延袭了法律对于罚款和暂扣许可证、吊销许可证执照等几种行政处罚执行中的“收缴”一词的语义和用法，对罚款和所吊销的许可证进行收缴，即不是作为典型意义上的强制措施，而十作为行政执行的措施。
其次，《程序规定》与法律授权的收缴范围并没有完全一致。第一百五十二条“主要用于违法活动的下列工具、设备或者涉案财物应当收缴:（一）赌博用的赌具；（二）制作、复制、传播淫书、淫画、淫秽音像制品和其他淫秽物品使用的设备；（三）吸食、注射毒品的器具；（四）倒卖的有价票证或者骗取财物的用品；（五）其他应当收缴的工具和财物。”第一百五十三条“对淫秽物品、毒品和反动、邪教、迷信印刷品等违禁品，一律收缴。”这与前文所说的法律规定的收缴范围是不同的。
再次，用于对于未成年人追赃的收缴，成为“没收非法所得、违法财物”的变通措施。第一百二十六条“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不予行政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有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的，应当予以收缴”。《行政处罚法》将“没收违法所得、非法财物”列举为一种行政处罚，但由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完全无行政责任能力，因此对于未成年人的违法所得或者非法财物处理时，在逻辑上产生了两难。《程序规定》规避“没收”，设为收缴。
再看被收缴财物的处理：《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四条“收缴财物应当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并制作收缴清单，待处罚决定生效后，按照下列规定分别处理:（一）应当上交国库的，移交财政部门处理；（二）属于违禁品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统一登记造册后予以销毁，其中属于淫秽物品、毒品的，分别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治安部门、禁毒部门组织销毁；（三）属于受害人合法财物的，及时返还受害人。”这些处理措施与没收的处理毫无二致。
仔细分析第一百五十二条、一百五十三条规定的收缴物品范围，基本上都是非法物品。只有收缴的主要用于非法用途的合法物品，以及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的违法所得才可能涉及上交国库和返还受害人。
收缴和扣押有何区别？第一百五十七条“对扣押和收缴的财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借用、挪用、调换和侵占。”对收缴和扣押进行了并列。根据《程序规定》，扣押的标的物必须是证据。实际上，只能说，涉案的财物也好物品也好，只要具有证据的功能，均可以扣押；但是由于一部分证据具有财产价值，所以扣押同时具有了财产保全的效果，因此在最终处理的时候，必须区分非法所得和违法物品。
三、对照：关于没收的探讨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采取的一种行政处罚。我国有一百多部法律规定了没收，除了刑罚中的“没收财产”，大多数属于行政法中的行政处罚范畴。《行政处罚法》第八条规定：“行政处罚的种类：……（三）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单行法律法规中直接使用“没收违法所得”的不少，但是直接规定“没收非法财物”的不多，往往具体规定被没收的物品名称。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具体物品归纳总结，探求立法真意。
（一）没收的特征
“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属于法定的行政处罚，没收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没收处罚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行政机关（包括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委托的组织），或者是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其次，没收的对象是违法的行政相对人。按照法律要求，被处罚人必须具有行政责任能力，且实施了违法行为。
再次，没收的标的物是非法所得和非法财物。
最后，“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本质上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产的剥夺。
（二）关于没收的几个疑难问题
1、对无责任能力人的没收
无责任能力人，是指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出于对无责任能力人的保护，法律为其设置了监护人，管理其财产，照顾其人身。但是，未成年人完全可能违法犯罪，从而获得违法所得或者持有非法财物。例如:未成年人偷窃的非法所得，精神病人非法持有违禁品。这一难题，法律中没有明确的解决办法。
2、对违法所得的界定
什么违法所得？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一般认为是指由于违法行为而获得的全部收入。违法所得必须具有财产价值。违法所得由于用语直观易懂，且取得时间相对集中，一般是违法行为开始后才取得，所以界定相对容易；但是实践中也有争议，主要是在有些情况下，违法行为人所付出的何种成本应当排除在违法所得之外。
3、对非法财物的认定
与违法所得相比，非法物品则难界定的多。非法财物没有明确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由于违法行为而获得的财物”。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仅从成因一个方面一语而蔽之，不能概括非法财物的本质。无论是合法财物还是非法财物，其本身不是行政法主体，其“非法”的原因，也由于具体行政法规定不同而千差万别。
认定“非法财物”应当把握一下几个原则：
首先，违禁品应当认定为非法财物。所谓违禁品，是指法律禁止其存在、流通和使用的物品。除了特定情况可以参加循环使用，非法物品对于任何人来将讲该物品都没有财产价值，例如毒品、假币、淫秽反动书籍和音像制品等等。
其次，限制持有、使用，或者限制流通的物品，在非法持有、使用、流通的时候，属于非法物品。例如刀具，枪支。
再次，合法物品主要用于非法用途的，属于非法物品。例如作案工具、主要用于赌博的赌具、主要用于播放淫秽物品的影碟机等等。
4、非法物品与被处罚人之间的关系

政府采购竞争性谈判制度的“黑洞”
发表时间：2005年10月18日 10:25
来源：http://finance.sina.com.cn 中国经济时报

　　谷辽海

　　竞争性谈判?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ｗｉｔｈ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是指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通过与多家供应商进行谈判，最后从中确定最佳的成交供应商。这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货物、工程和服务采购示范法》（以下简称《示范法》）所规定的非招标程序的采购方法之一，也为我国的《政府采购法》所移植。

　　根据我国财政部统计，2004年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的规模为225．6亿元，占采购总规模的10％。可见，竞争性谈判采购方法也广泛应用于我国公共采购领域。但是，财政部并未将工程领域里的竞争性谈判采购规模纳入到统计数据中。换言之，我国通过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进行政府采购的规模远远超过财政部的统计数据。

　　由于我国政府采购招标程序的缺位，许多政府采购中心和招标公司都热衷于采取竞争性谈判采购方法。然而，《示范法》严谨的适用条件及其操作规程并未为我国立法所全部采纳，从而导致我国公共采购领域在适用这一采购方法时存在着太多的“猫腻”。下面，我们还是从一个竞争性谈判的政府采购案例说起。

　　2004年9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财政局对投诉人泉州市无线电五厂、深圳市正海现代实验室设备有限公司、上海卓越睿新电子有限公司与被投诉人泉州云锋招标有限公司、泉州师范学院“语音学习系统设备及其服务”项目竞争性谈判的政府采购纠纷作出废标处理决定。其主要内容为：招标公司在采购过程中没有严格依照谈判文件规定按抽签结果的顺序对样机进行演示；评委在评审前临时又增加了演示分40分；大部分评委在评审过程中没有对供应商的报盘文件进行详细的阅读，就凭“印象”打分。出现在这起案件中的现象在我国政府采购实践中非常普遍。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现行法律所规定的竞争性谈判制度还存在着巨大的“黑洞”。其主要表现是竞争性谈判方式的适用情形太多，操作程序过于简陋，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法律赋予采购主体太多的选择权。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三十条规定了货物和服务通过竞争性谈判方式采购的适用条件，虽然只罗列了四种法定情形，但实际上包括了13种法定情形，即：（1）公开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2）邀请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3）公开招标后没有合格的货物和服务；（4）邀请招标后没有合格的货物和服务；（5）重新公开招标未能成立的；（6）重新邀请招标未能成立的；（7）货物或服务的技术复杂，不能确定详细规格的；（8）货物或服务的性质特殊，不能确定详细规格的；（9）货物和服务的技术复杂，不能确定具体要求的；（10）货物和服务的性质特殊，不能确定具体要求的；（11）采用公开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12）采用招标邀请招标所需时间不能满足用户紧急需要的；（13）货物或服务不能事先计算出价格总额的。

　　只要具备前述条件之一，就可以选择这一采购方式。实践中，出现第1至第6情形而选择竞争性谈判采购的不多见。余下的七种情形，均系采购主体任意选择的法定理由。笔者认为，过多的选择空间，太大的自由度，必然会导致公共采购过程中更多的“猫腻”。而《示范法》在适用这种采购方法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比我国立法要严谨。

　　其次，采购程序存在着太多的漏洞和缺陷。我国《政府采购法》只有第三十八条规定了竞争性谈判的采购程序，其它的条款再也看不到相关的规定。财政部2004年8月颁发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但对于竞争性谈判，至今没有出台相应的行为规范。由此而来，采购程序中的黑箱操作自然不可避免。我们从前面所介绍的案件可见一斑。程序方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一，谈判专家无法站在第三方的公正立场来比较、评估适格供应商。为保证采购程序的公平和公正，我国法律规定，谈判小组的专家不得少于谈判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但没有规定专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应该由谁来聘请，由谁支付报酬。实践中，正如与《招标投标法》的评标专家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一样，所有的谈判专家都是由招标公司或采购中心聘请的，由委托人承担所有费用的。因此，在选择成交供应商时，专家们是不可能违背委托人意志的。其二，谈判文件没有法定要求。实践中，竞争性谈判往往有许多次，每次的谈判文件，哪些内容是必须确定的，法无明文规定。其三，每次的报价文件或开盘文件的启封程序没有法律规定。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开启每一个谈判供应商报价文件的法律程序，也没有规定无利害关系人进行现场监督的程序。其四，没有法定的评审打分标准。实践中，给供应商打分的随意性和主观性都非常大，正如前述案件所介绍的，临时增加分数、任意更改标准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五，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谈判顺序。其六，《最终报价文件》无确定的最后报价。实践中，最终谈判文件的递交时间受较多的人为因素影响，往往变化无常，导致最终报价的不确定性。其七，确定成交供应商的依据主观性太强。报价最低在竞争性谈判过程中往往还不是最终取胜的理由，仍然需要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聘请的专家来确定，而受聘的专家最终还是需要对委托人言听计从的。

　　综上所述，我国《政府采购法》所规定的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不论是立法还是实践都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亟须引起立法部门的重视。（22）



（注：本文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