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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独立审计准则在判断注册会计师过错中的法律地位

肖义方

独立审计准则又称独立审计标准，是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获取审计证据，形成审计结论，出具审计报告的专业标准。[1] 独立审计准则、职业道德规则、职业后续教育规则和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控制规则一起，构成注册会计师执业规范体系，其中独立审计准则处于核心地位。会计界普遍认为，既然独立审计准则是行业标准，注册会计师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即使是审计失败也不应负法律责任；[2] 法律界则认为独立审计准则仅是行业内部标准，不能作为认定注册会计师损害赔偿责任的唯一法定依据。[3] 这种认识上的严重分歧，直接影响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健康发展，如何看待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成为独立审计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焦点。下面我们从独立审计的社会化契约关系出发，明确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性质，比较违反独立审计准则与注册会计师过错之间的关系，探讨独立审计准则是否可以作为注册会计师过错的认定标准。
一、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性质
独立审计准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从1844年英国颁布《公司法》确立审计制度起，到20世纪中叶以前，注册会计师行业并无独立审计准则。有观点认为，会计职业是一个自由的职业，审计是一门艺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运用职业技能和经验去判断和决策，审计准则会扼杀注册会计师们的自由和创新精神，妨碍注册会计师职业水平的提高。但是，正当注册会计师职业蒸蒸日上，注册会计师地位显著提高时，在1938年，美国暴发了麦克森·罗宾斯（McKesson & Robbins）公司破产事件，暴露了审计程序与内部控制的严重缺陷，注册会计师职业社会声誉受到巨大的冲击，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职业的热烈讨论和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严重关注。SEC根据专家的意见，对审计程序进行了修正，增加了对应收账款的询证、对存货实地盘点和对被审计人内部控制的详细评价等程序要求。美国会计师协会（AIA）也很快对罗宾斯公司案件作出了积极反应，任命了—个小型委员会负责“根据当前公众的讨论，研究审计程序和相关问题”。1939年1月30日， AIA正式建立了审计程序特别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Auditing Procedures)，提出了《审计程序扩展》，对存货实地盘点、应收账款查证、注册会计师的聘任和审计报告格式作了补充规定，并在行业内外发起了制定审计准则的广泛讨论。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审计程序委员会根据讨论的观点，于1947年l0月发表了题为《审计准则说明草案——其公认的意义和范围》的专题报告。该报告将审计程序定义为“应执行的审计行为”，而将审计准则界定为“衡量这些应执行的审计行为质量的尺度，是在办理审计手续时应达到的目标”。这样，就将“审计程序”和“审计准则”这两个极易混淆的概念区分开来，同时，该报告进一步从审计人员资格和审计执行与报告标准两大方面提出了九项公认审计准则，这九条和不久后增加的一条报告准则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美国一般公认审计准则(GAAS)中的主体，这就标志着独立审计准则的正式产生。[4] 此后，日本于l964年也制定了审计准则；国际会计师联合会(IFAC)下属的国际审计实务委员会于1980年起制定和颁布了国际审计准则；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等主要西方国家目前也都已基本形成了各自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
从独立审计准则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出，独立审计准则是司法推动、公众参与、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部门SEC干预和注册会计师协会担纲综合作用的产物，是控制和衡量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质量的标准，其实质是社会公众（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达成的社会化契约条款，是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的组成部分。 注册会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是一种无形商品，其质量和公众公司公开的会计信息一样，其质量并非一目了然，会计信息和审计鉴证都是高度复杂和专业化的产品，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掌握的审计质量信息处于严重不对称的状态，那么怎样才在供需双方约定审计服务的质量呢？人们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发现，一方面，通过制定审计程序规则，对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行为，对审计过程进行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审计准则，确定衡量审计行为的标准，是约定审计服务质量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独立审计准则在性质上是一份约定注册会计师审计服务质量的契约条款。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是一个社会化契约，对独立审计质量的约定当然应该是这个社会化契约中的质量条款，这个质量条款从形式上看是注册会计师行业内部自己制定的，实质上是作为社会公众的利益相关者与注册会计师行业共同谈判的结果。首先，独立审计准则是在产生审计失败的典型事件后，在社会公众的广泛讨论中，司法推动下产生的，其内容本身就包含了社会公众的意志和要求；其次，独立审计准则是在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的干预下产生的，其内容体现了公众整体的要求，在实施的过程中随时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监督。第三，独立审计准则不断完善的过程是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过程，只有社会公众不断产生需求，推动政府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管制，才有独立审计准则的补充和完善，并逐渐走向标准化；注册会计师行业协会为了取得社会公众的信任，争取行业的发展空间，才不断完善独立审计准则。正是由于社会公众日益广泛和强化的参与，才极大地推动了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发展，可以说，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的每一次补充，都是对社会公众参与的回应，是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质量条款的重签。
二、过错与违约
上面我们分析了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性质，认为独立审计准则是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中的质量条款，那么注册会计师违反独立审计准则，属于违反社会化契约的行为，这种违约行为是不是一定就有过错呢？相应地，是不是遵循了独立审计准则，注册会计师就一定没有过错呢？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分析过错与违约之间的关系。
传统民法中关于侵权责任的过错认定有主观过错说与客观过错说，[5] 对认定社会化契约责任的过错要素具有启发性，我们对此做一定理论借鉴，借此展开下面的论述。主观过错说认为，过错是指行为人所具有的一种应受非难的心理状态，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心理上本应注意而不注意，以至于在伦理上道德上具有可受非难性。针对独立审计来说，过错是指注册会计师本来应该尽到职业合理的谨慎，而故意或者疏忽大意而没有尽到职业谨慎。主观过错说是基于人类具有善恶、是非判断和辨认能力的哲学思想而形成的，认为过错反映的是人的主观状态，与违约行为不同，后者是指人的行为，因此，过错与违约行为是构成违约责任的两个不同的要件。客观过错说是以某种行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有无过错，过错并非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是否具备应受非难性，而在于其行为具有应受非难性，至于什么样的行为是过错，法学上假设了一个“合理人”，这个合理人基于一定的职业和一定的年龄应该具备相应的勤勉与谨慎，如果这个合理人违反了他应具有的勤勉谨慎的注意义务，所作的行为即为过错，显然客观过错说中含有法学中通称的严格责任或绝对责任的内容。
过错的主观说和客观说都失之偏颇，任何过错都是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行为的过错，是主观心理的非难性与客观行为的违反的统一。只考虑人的外部行为，而不关注其主观状态，不但无法探知行为人的过错本质，而且将不适当的扩大行为人的责任；而人的主观状态只有通过行为表现出来，才能被外界所认识。因此，过错是行为人不但为了法律和道德上不被认可的行为，而且其行为在法律和道德上应受非难，应受到否定性的社会评价和法律价值判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注册会计师违反社会化契约的行为与注册会计师过错是两个既有密切联系，又不同质的概念，判断注册会计师的过错需要衡量其行为的规范性，但注册会计师行为的规范性不是判断注册会计师过错的唯一因素，还要根据具体状况，判断其行为是否应受社会道德和法律的非难。
而就独立审计准则的性质而言，单纯根据独立审计准则，既不能判定注册会计师违约也不能判定注册会计师过错。独立审计准则作为独立审计社会化契约的质量条款，是通过对注册会计师行为过程的控制来控制审计质量的，审计的过程并不等同于审计的结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即使注册会计师严格执行审计准则，也不能完全保证审计结果与实际状况没有差错。因此，是否遵循独立审计准则，是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守社会化契约约定的质量条款，既不能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遵守了社会化契约的所有条款而不构成违约，更不能认定注册会计师是否存在主观过错。要判断注册会计师违约和过错，必须把独立审计准则与其他相关条件结合起来。
三、独立审计准则作为法定过错判定标准的消极后果
把行为的正当性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挂钩，将过错作为确定违约行为的因素对待的，是英美法追究违约责任的通常做法，实质上是主张实行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6] 会计界坚持这种观点，在当前看似可以减轻注册会计师的责任负担，但从本质上看，是加重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一般来讲，采用严格责任的归责原则比采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责任所承担的责任范围要大一些，而根据独立审计的法律关系，从法理上分析，注册会计师理应承担过错责任。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恢复时间较短，行业的建设还处于审计服务的“初级阶段”，政府和社会公众对具有强烈专业背景的独立审计还不了解，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下，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可能还比较落后，行业自律监管也不甚严格，于是给会计界产生一种幻觉，觉得如果把独立审计准则争取为判定注册会计师过错的法定标准，就可以减轻审计失败的责任，其实，我国的这种初级状况不可能也不允许保持太久，一方面，以注册会计师行业等中介服务为保证的现代经济，全球化趋向来势凶猛，我国已经加入WTO几年了，我国经济正迅速的溶入全球经济之中，作为经济鉴证行业，是不可能长期由国家提供壁垒保护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必须迅速与国际接轨，否则就只有遭淘汰的命运。注册会计师行业要与国际接轨，首先就要求独立审计准则达到国际水平。一旦我国的独立审计准则国际化后，我国现有注册会计师的水平很难达到“严格遵循独立审计准则”的标准，等着他们的是无穷无尽的诉讼，到那时才真正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灾难。另外，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也有加强的趋势。美国在安然、世通案后，颁布了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法案规定成立独立于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负责监管执行公众公司审计的会计，该法案适用于为在美国上市的公司提供服务的外国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这个法案必将与美国许多相关制度一样，深刻影响世界各国，包括中国。
另一方面，我国独立审计准则国际化以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随之国际化，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不可能一夜之间也“国际化”了。面对千奇百怪的潜规则凌驾在规范的游戏规则之上的经济环境，即使是有能力遵循国际化独立审计准则的注册会计师，自己尽到了勤勉尽职的注意义务，也很难按照独立审计准则的要求，圆满完成独立审计业务；或者，完成一个独立审计业务需要付出委托人根本不愿承担的巨额审计成本。为了实现利害关系人可以接受的审计成果，面对两难困境，注册会计师往往会在超前的独立审计准则与实际经济环境中艰难地平衡和选择，以求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次优解。这种次优解如果以“独立审计准则作为法定认定过错的标准”来衡量，勤勉尽责的注册会计师仍然会有“过错”，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势必造成注册会计师的“法律灾难”。

参考文献：

[1] 中华会计网校：《我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2003-12-5 )，http://www.chinaacc.com/ new/2003_12%5C3120509572972.htm。
[2] 参见颜延：《从注册会计师的注意义务看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会计研究》2003年第6期。
[3] 参见刘正峰：《独立审计准则的法律地位研究》，《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
[4] 参见余玉苗等：《以史为镜——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5]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3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81页。
[6] 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5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453-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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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涉法上访之综合治理

王治朝　

　
　　近年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隐藏在社会中的深层矛盾被激化，加之法律和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在解决社会矛盾中客观存在空白，直接导致了各种形式的上访、群访、告急访多发。如三农问题、企业改制问题、下岗失业问题、贫困人口问题，司法不公问题、反腐败问题、干群关系问题等，我们所要探讨的涉法上访是上访中的一种特殊类别，主要是指上访人对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处理案件不服，提出的申诉和控告又未能如愿，继而通过非法定程序向上级有关部门或机关投诉或者请愿的活动。主要成因表现为：对司法机关或工作人员不信任，想通过上访的方式加压；上诉人通过诉讼所得利益与自己的期望值差距悬殊，或败诉后不满；对因种种原因造成的执行不及时或执行不能不能接受，企图通过上访解决；有关部门或工作人员处理方式方法不得当使上访升级；历史原因形成的“拦轿喊冤”和指望“青天大老爷”解决的思想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一有问题就越级上访；党委、政府、人大等多元化监督体制为上访人创造了条件。就目前涉法上访的总体分析来说，法院判决、裁定和执行方面是引发当前各种社会矛盾的焦点。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解决涉法上访问题是一项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一蹴而就和听之任之的思想都是极端有害的。涉法上访问题虽然因政法工作引起，但绝对不能孤立地看问题。涉法问题能否得到很好地解决，还必须得到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笔者认为，研究探索综合治理是解决涉法上访问题的关键，也是提高司法权威的必由之路。
一、治理涉法上访需要综合运用多种举措。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正确运用经济、行政和法律手段，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正确理解其内涵，就是要我们认识到社会文化的多元化要求社会矛盾与纠纷解决手段的多样化，治理涉法上访也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
1、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路和架构来解决社会矛盾与纠纷。多年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对盗窃、抢夺、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起到了有效的遏制和预防作用，基于此认识，我们提出涉法上访问题综合治理的思路，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功经验，在时机成熟时，可以成立相应的机构针对不同的上访案件，实行灵活多样的多部门联动、合署办公、沟通协调、并案解决等方式方法，将问题解决在萌芽、解决在基层。
2、加大对信访工作的立法力度，规范信访行为和工作程序，畅通信访渠道。2005年施行的《信访条例》从政府提供便利条件、公布信访通讯信息和信访接待日制度等三方面规定来促进信访渠道的畅通，实行四个举措规范信访行为，对信访工作起到了很大的规范引导作用。应当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宣传鼓励群众运用法律手段和诉讼渠道来来解决矛盾纠纷。
3、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开辟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绿色通道。近年来，很多地区针对重大疑难的涉法案件，通过定期召开公检法及有关行政执法部门的多方联席会议，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等方式，创新和完善了“联合调查、联合听证、共同答复”解决涉法上访机制，开辟了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绿色通道，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另一方面，也要坚决纠正怕赔和不愿赔的错误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对经过复查认定是错案的，坚决依法纠正，依法及时赔偿，减少社会的负面影响。
４.加强职能部门的联系沟通和协调，通过公开审查等形式，提高涉法上访案件的息诉率。政法部门要牢固树立打击犯罪、保护群众利益上坚持惩治与保护并重，刑事与民事并重，实体与程序并重意识。各职能部门要经常性地联系沟通，在处理涉法上访问题时，注重协调沟通，切实解决群众上访问题，同时不断加强法律的监督力度，严格办案流程和办案时限，提高办案质量，另一方面是坚持公开审查制度，增强办案公正性和透明度，通过息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建立和完善涉法上访综合治理长效机制。
　　信访工作的有效开展体现在科学严谨的法律制度和公正严明的执法队伍上。当前，诸如信访部门的地位、信访案件查处的力度、信访接待人员的待遇、信访工作的基层基础建设、激励与奖惩制度等等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因此，集思广益、建立并完善一套切实有效的信访工作制度迫在眉睫：
　　(1)涉法上访案件异地交换办理。许多信访案件的发生就源于地方利益、部门保护主义使得案件久拖不决、久受不查。建议在办理涉法信访案件时，采取对信访案件由省级信访部门统一调度并以省级名义，实现信访案件在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交换办理，来克服地方和部门因利益关系造成的壁垒。在办案中，通过办案人员的交流学习，提高解决涉法上访工作能力，探索解决新途径。
(2)建立网络机制和大信访格局。加大对信访工作的科技投入，实现信访部门同级党委、政府各职能部门的微机联网，整合各地区、各部门的资源，及时沟通信息，快速反应，逐步实现“网上控访”。 争取党委、人大的领导及政府各部门的支持与配合，探索实行联络员制度，通过汇报会，联席会、交流会等形式，及时分析涉法上访的形势和动态，排查热点、难点问题和不稳定因素，研究制定解决方案。
(3) 注重调查研究，慎重确定“无理访”。 上访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权利，然而在现实中却经常遭受各种限制、剥夺与无理的阻碍，使上访者被迫用其他非常手段，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从实践来看，有些被确认为“无理访”的案件，经过重新调查、取证和落实，又查出了不少问题。但对确实构成犯罪的无理缠访，要依法给予必要的法律制裁，对以上访为借口来满足自己无理要求的，或者在正常信访中冲击国家机关正常秩序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应严格依照法律法规给予必要的行政和刑事处罚。　　
(4) 建立案件监督机制，防止推委扯皮和分流后的失控。分流机关要强化监督，建立健全案件监督机制，对交办案件要定人员、定标准、定审理期限；对分流案件要“及时分流、及时督办、及时催要结果”，上下协调，相互促进。通过制定涉法上访案件办理流程图等方式，使各个办案环节一目了然，严格规范办案，并建立健全操作性强的考核评估及责任追究制度，防止分流后的推委扯皮和案件的失控。　　
(5)依法处理为原则，赔偿补偿有法有据。处理信访案件同时就是一个宣传法律和引导群众理性上访的过程。对于上访人的赔偿或补偿应当以存在过错和责任追究为前提，严格依法处理，决不能单纯地为了息访罢访而进行赔偿或补偿，形成错误引导。
　三、建立健全执法质量考评体系
　　执(司)法质量是关系涉法上访数量的重要原因，通过涉法上访，我们能发现很多执法环节的质量问题。应建立健全一整套严格有效的规范制度，追究那些因故意或过失行为而影响办案质量的司法人员的责任，从源头上堵塞有可能出现涉法上访的诱因。
　　　一、建立健全职责明确的信访工作机制。要建立完善主要领导接待日制度和部门解决信访问题制度，各专设的信访部门是信访工作的具体责任单位，一旦引发的信访问题，就由应由其负责接待和解决。
　　二、建立健全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事项的工作机制。政法部门要严格规范执法行为，努力提高法律素养和执法水平，切实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侵权要赔偿；要落实信访事项责任倒查和责任追究制度，凡因自身执法过错导致信访事项发生，或者在办理信访事项过程中违反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都要视情节依法依纪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三、进一步完善处理涉法上访工作运行机制。负责处理涉法上访案件的部门要依法律、按政策办理涉法上访事项，确保处理结果体现公平、正义，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要认真履行监督和查办职责，主动进行督促、检查、指导，及时提出整改工作的意见、建议；探索建立涉法事项回访反馈制度，视情节主动向信访人反馈信访事项办理进展情况；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领导班子和干部考核体系，凡是涉法上访问题合理投诉多的单位、个人，实行一票否决，取消其评先创优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