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科摩罗伊斯兰联邦共和国政府关于派遣中国医疗队赴科摩罗工作的议定书

上一篇: 广东省省属国有资产收益收缴管理暂行规定
下一篇: 国家计委价格司关于翻车机损坏铁路车辆赔偿问题的复函

1.人权入宪是我国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重大突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内，我国不仅在宪法和法律上不使用“人权”概念，而且在思想理论上将人权问题视为禁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当代中国和世界人权发展的实践，对于人权问题进行再认识。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首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正面肯定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首次将“人权”概念写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报告。此次修宪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党和政府提升为“国家”，从而使尊重和保障人权由党和政府的意志上升为人民和国家的意志，由党和政府执行行政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由党和政府文件的政策性规定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这是社会主义人权发展的重大突破。

2.人权为科学理性的法制体系发展提供了依据

一个完整的法制体系在结构上有着一定的特点，我国的法制体系则是由宪法统领、由不同效力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所构成的金字塔。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制体系由单纯的效力层级来维护，缺乏一个核心的用来衡量是否合宪的价值取向，致使其内在的联系缺乏逻辑性。虽有效力层级的约束，然而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冲突却时有发生，这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尊严，损害了法律的权威。“人权”入宪之后，是否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成为法律是否合宪的标志，使法制体系有了真正的追求目的。其次，在全国法律体系内应当重新整合法律法规，清除与宪法“人权”条款相冲突的法律法规或条款，特别是对于行政法律规范体系而言，规范政府权力，特别是规范政府行使权力的程序。另外我国的司法机构一直不发达，尤其是标志“个体权利”的民商法体系尤为不健全，如果没有法律对司法权利确认保护和发展，人权就会很容易落入空泛的道德宣扬之。因此，“人权”入宪之后为司法的发展提供了最为广阔的空间。

3.人权入宪有利于促进人权保障与国际接轨

当代，国际间交往愈加频繁，特别是我国入世以后，国际社会对我国的人权保障更加关注，对其要求也越来越高。迄今，我们已经加入了18个国际人权公约。其中最为有名的是1997年10月，我国政府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1998年10月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公约，它将世界人权与经社、文化以及公民有序的联立了起来。其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于2001年2月28日经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批准，该公约于批准书交存联合国秘书长之日起三个月正式对我国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此公约的正式生效时间是2001年的5月。这无疑是我国在人权领域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参与人权领域国际合作的一贯立场。此次修宪采纳“人权”条款，是对我国加入的几个国际人权公约在宪法上的承诺，有利于帮助我国将人权的保障事业纳入到国际的保护和监督之中，有利于我国与国际潮流相融合，为使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进行对话和斗争创造有利条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为我国更多地参与人权保护提供了法律保证，加强人权的保护成为当今的国际社会的大趋势。



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孟琳
关于广西龙胜县周某盗窃其舅财物案的研讨

作者：龙君钱（苗族） 广西龙胜人

被告人：周某 20周岁 农民 家住：广西龙胜县泗水乡某村

基本案情：被告人周某在龙胜县城将从农村带出来的钱花完后，打起了其舅舅乙某财物的主意。因周某与乙某两家来往频繁，被告人常见其舅乙某将钱放置A处，被告人于2007年某日前往作案。窃得现金650元及银圆两枚（经有关部门鉴定价值220元）。乙某报案后，被告人归案，且“认罪态度较好”。 2008年1月29日，一审法院判决周某犯盗窃罪，拘役四个月，并处罚金一千元。

建议：不作为犯罪处理，积极适用刑事和解！

研讨（个人参考观点）：

本案被告人周某虽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但其所盗的系其亲属（舅舅）的财物，数额相对不大、社会危害性也不大。综合本案情况来看，笔者认为被告人周某的盗窃行为情节情显著轻微，且“认罪态度好”。依刑法13条“但书”的规定，认为其无罪。

98年3月26日“两院一部”《关于盗窃数额认定标准问题的规定》规定：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治安状况，对盗窃数额作出标准“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以500元至2000元为起点”。本案中被告人周某的盗窃数额虽达到了上述盗窃罪的起刑点标准。但是盗窃的数额是否“较大”只是确定行为是否成立盗窃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却并不是区分盗窃罪与非罪界限的唯一标准。认定盗窃罪的成立，还必须结合其他犯罪情节综合考虑。例如：偷拿自己家财物或近亲属财物的，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当然《刑诉》82条6项对近亲属规定的解释值得商榷，在此不骜）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而若干家庭组成一个家族。家族成员间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特别在我们处于中国边远农村山区的家族成员间的感情一般都很浓厚很和谐。一般家族成员都不希望自己的亲属受到刑事追究。在司法实践中，常会出现本案这样的情况，家里发生失窃后报案了，但破案后却发现行为人是自己的亲属。于是相关亲属会主动不要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者想对行为人略施惩戒。但看到行为人真要受到刑罚处罚时，却又千方百计的要求司法机关免除其刑事责任。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家族成员间的利益相关、荣辱与共。一人犯罪，全家族无光。因此除非两家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很不和睦。一般都不会要求行为人受到严厉的刑罚处罚。

在重刑主义负面影响比较大的当今社会，有关部门应积极引入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共同价值追求的刑事和解理念。毕竟我国目前的犯罪现象已不同于几十年前充满阶级斗争色彩的政治犯罪现象。本案中被告人周某作为一名边远山区、且刚成年的农民，（在不影响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及其他个人利益的前提下）若走刑事和解程序，被告人周某就不必背负被刑罚处罚的记录，这样有利于其重新回归社会正常成长。在日后的工作中，也不会因为有犯罪记录而受歧视。在刑事和解过程中，通过心灵交流，找到周某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从而达到教育治疗、挽救被告人的目的。也有利于预防其再次因同样的原因走上犯罪道路。不作为犯罪处理，也避免其因被拘役等刑法处罚过程中产生与其他犯罪嫌疑人产生“交叉感染”。通过刑事和解、通过社区矫正、通过社会各方面力量促使行为人在社会的感召下从恶改善。这样对于重建和谐的社会氛围、和谐的家庭氛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然对于再次故意实施犯罪者应予重刑，以树法律威严。

综言，笔者认为不作为犯罪处理利大于弊，应给该法盲农民周某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不作为犯罪处理，当事人两家间的感情也许会更和谐。同时被告人家属不但会感谢失窃家属对被告人的宽容与共同教育，更会对政府和对政府的宽容政策心存感激。（完）

资料：
1.《新编中国刑法学》高铭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8年版
2.《当代中国刑法新境域》2版 中国人大社 陈兴良著 07年版
3.《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法律社 赵秉志编 06年版
4.案情参考来源： 作者：廖 德 超 单位：龙胜县法院
网址：http://www.gxfy.com/Article/ArtOne.aspx?ArtID=17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