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泰安市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若干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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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泰安市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若干规定》的通知
泰政发(2000)1号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泰安市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若干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泰安市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若干规定》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二OOO年一月六日
泰安市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促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的引进，加快实施科教兴泰战略，促进我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山东省引地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若干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我市引进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主要指：适合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高新技术、支柱产业、重点工程项目、新兴产业等领域的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科研领域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拥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专利、发明、专有技术的人员；在紧缺专业及应用技术领域获得硕士以上学西半球或中、高级职称的人员。
第三条 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在我市兴办企业，在各类企事业单位任职、兼职，聘任为科研机构的顾问或重点工程、重点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也可以采取技术承包、技术入股、合作研究与开发、成果转让等形式为我市经济建设服务。
第四条 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可以短期服务，也可以长期服务或在泰安定居。除合同另有规定外，可自由流动。公安部门要为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办理落户、出入境手续提供便利。
第五条 引进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的单位，不受编制定员的限制。用人单位可根据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的学历、学位、职称及实际工作水平，聘任其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对特别优秀才，有关部门可为其破格晋升专业技术职务。
第六条 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工资待遇完全放开。用人单位根据其专业水平与本人协商，从优确定其报酬。
允许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以专利、发明、专用技术、资金等要素参与分配，分配比例由受益单位和留学人员商定。
第七条 对引进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的科研活动，有关部门要在科研项目立项、申报、科研经费资助、实验室建设等方面，给予倾斜和优先支持。
第八条 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来泰兴办或收购企业，享受外商投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兴办高新技术开发企业的，注册资金放宽到1万美元。
第九条 对通过研制开发新产品、推广应用新成果获得重大经济效益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由政府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条 对来泰定居的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2000年底前个人购买竣工投入使用的建筑面积150平方米内的单位公有住房，仍享受房改售房的各项优惠政策，并将一次付款折扣的优惠提高到25%。2001年1月1日后购买此类住房，给予在成本价基础上折扣25%的价格优惠。
第十一条 对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配偶的工作调动、就业、人事、劳动部门要根据本人专业特长、帮助推荐、落实工作单位。
第十二条 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的子女需来泰就读，处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由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优先安排入学，学校不得收取政府规定以外的其他费用。
第十三条 对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随迁的配偶、子女，公安部门应及时办理落户手续，并免收城市增容费等费用。
第十四条 市人事局负责我市海外高层次留学人员引进工作的规划制定和组织实施，其所属人才服务机构，要为用人单位和海外高层留学人员提供信息咨询、双向选择、人事代理等方面的服务。
第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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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道”离中国公司只有5步远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载于国家经济类核心期刊《企业研究》2003年11期
就象影片《无间道》中所描述的一样，灿烂的艳阳天与阴暗的无间道往往共存于一体，一不小心，原本的艳阳天就变成了无间道。当年，韩国公司造就了令世人惊叹的“韩国经济奇迹”，但好景不长，后来又大面积溃退，导致今天的“韩国经济寒潮”。那么，目前正阳光灿烂的中国经济及中国公司能不能避免重蹈韩国的覆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答案是：5步之内决胜负，经过二十多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目前正进入攻艰阶段，中国公司正处于十字路口，离艳阳天只有5步远，同样，离无间道也只有5步远。
第1步、公司产权改革：实在私有VS虚拟私有
中国公司目前的情况，类似于当年的韩国，我们不防回顾一下韩国经济的历史。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里，韩国的经济落后于北朝鲜。1961年，朴正熙上台执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破除朝鲜战争时期建立并沿袭下来的“国家军统所有制”。由于美国对韩国的强烈影响，朴正熙政府选择了“仿效美欧”的全面私有化道路。20多年后，昔日繁荣的对手（北朝鲜）的经济已接近崩溃，而韩国已经成了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经济新奇迹”和“东方的新动力工厂”，其钢铁、油轮、电视机、汽车等等产品大量涌入世界市场。韩国的多家公司冲进了世界500强之列，似乎一切都将继续阳光灿烂下去。但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风光不再，各种矛盾犹如蓄积压抑已久的火山，一触即发。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当了导火索，引发了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韩国的火山终于被引爆，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韩国公司（包括已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公司）纷纷发生地震，出现大面积滑坡。
与韩国一衣带水的中国也经历了98年亚洲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如韩国，但中国却比较有效地抗住了风浪。其中的原因何在？关键的一条在于中国没有像韩国那样“完全私有化”，政府能有效地整合并运用经济资源去抵抗经济大衰退。而韩国的经济资源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虽然政府能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来调动私人资源，但众所周知，宏观调控往往只能在“正常时期”发挥出明显作用，而一到诸如经济危机之类的“非常时期”就不能立竿见影地见效了。（注意此处是说不能“立竿见影”，而不是否定宏观调控对经济危机的中长期作用。）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不应该进行公司产权改革。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式的国有制，已被证明为缺乏活力。于是，中国公司就面临着两难处境：到底该不该私有化？私有化到何种程度？私有化过度了，会重蹈韩国覆辙，是短命的、不健康的500强。
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第2步、公司运行方式：两权分离VS两权合一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和结论，它都明确无疑地成了事实——为了实践“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关键在于两权分离”之理论，20年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年来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实际上，西方近二十年来重新兴起了一股“从两权分离回归到两权合一”的大浪潮。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
西方的“两权合一”浪潮，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两权分离并不是解决中国国企深层症结的灵丹妙药，中国20年来的国企改革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深层本质。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我国国企改革。根据科斯定理，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国企的真正病根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找到了我国国企的深层次病因，就应当尝试新的改革途径。MBO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MBO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第3步、公司上市功能：千王股局VS投资股市
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现状并不能令人乐观，目前的中国股市是“千王股局”还是“投资股市”，这个问题令人不得不深思。后者是为了投资，其性质是“（股）市”，遵循正常的市场经济法则；而前者却是为了投机、出老千，其性质是“（股）局”，是一场圈钱的把戏之局。
中央政府推动公司上市的初衷当然是“投资股市”，但现在的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悖离了中央政府的美好愿望。如果说索罗斯等西方股市活动者是“资本大鳄”的话，那么，中国目前的许多股市活动者却是“资本千王”。“资本大鳄”演绎的是“弱肉强食”的市场法则，而“资本千王”玩弄的却是“做笼子圈银子”的股票骗局。
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新世纪的阳光似乎并没有照亮中国股市，相反，中国股市频频发生“地震”。灾情严重的股票还不止一两家，往往是若干支股票“集体跳水”，昨天还是牛气冲天的“天堂股”，一夜之间就无缘无故地跌成了惨不忍睹的“地狱股”。中小股民的血汗钱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纸，深度套牢，脱身无望。经济学家无法解释这些股票的大起大落，无法用正常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它们，因为这些股票本来就不是由正常的游戏法则支配的，而是由“幕后之手”在恣意操纵。这只“幕后之手”就是大股东。
大股东对中国股市的操纵已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有的上市公司从一开始就是由大股东“包装”起来的，其上市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是为了赤裸裸的“圈钱”——圈中小股东的钱。这就使有些上市公司从头到脚都是“讲故事、编谎言”的产物。例如“大名鼎鼎”的某某科技股票，它竟能把一个小小的饲料厂“变脸”成一个大型高科技企业，套取中小股东的巨额资金。又如，某某集团曾长期秘密动用几亿资金炒股，自己炒自己的股票，造成本股票的虚假繁荣，引诱中小股东大把投钱。
照现状泛滥下去，中国公司就会离艳阳天越来越远，而离无间道越来越近。中小股东的态度，会直接决定着股市的生死存亡。离开了中小股东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股市就丧失了存在理由和必要。因为股市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让企业直接与广大投资人发生联系，使企业的融资方式由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变成发行证券的直接融资。融资方式的改变，在微观上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在宏观上则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兴衰。
第4步、公司融资渠道：银行导向VS市场导向
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促成了韩国的经济奇迹。当时，相对于美英等国而言，韩国属于“后发国家”。后发国家怎样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先发国家？毫无疑问，在现代经济中，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神经”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运用好银行这个“中枢神经”，就能调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都能调动起来，使它迈开步伐，快速追赶先发国家。韩国深谙此道，充分运用银行的功能作用，建立起了银行导向型的公司融资渠道。韩国的许多公司能冲进世界500强，在融资上主要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支持。
中国当前的国情类似于当年的韩国，处于“后发国家”之列。况且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远强于韩国，国民对银行的信赖程度也远甚于韩国。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能更有效地运用银行这个“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借鉴韩国做法，实现后发优势。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银行导向型产生的弊端。韩国公司从500强排行榜上大溃退，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银行导向型融资渠道。该渠道使公司过份依赖银行的贷款扶植，负债率畸高，银行的经营者与公司的经营者互相勾结，共谋诈取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形成泡沫经济，缺乏稳健的内在支撑。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银行的大量呆滞坏账被曝光，银根必然紧缩，从而导致公司无法再依靠银行供血，很快就陷入困境。
与银行导向型对应的另一种公司融资渠道是市场导向型。美英等国是市场导向型的典型，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市场而不是银行，在市场上融资时，主要靠公司业绩，大股东用手投票、小股东用脚投票，这逼着企业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地把业绩做好。
综合利弊，我们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司融资渠道之路”，即：仔细分析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各自的优缺点，取其优而弃其缺、扬其长而避其短，前期为了“后发优势”，银行导向型为主、市场导向型为辅；中期为了“平稳过渡”，二者并重，综合发展；然后为了“长治久安”，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左倾或右倾的极端做法都是有害的。
第5步、公司治理结构：日韩模式VS美英模式
在公司治理结构上，韩国是以日本为蓝本的，故称日韩模式。与之相对应的是美英模式。传统上，认为这两种模式分别适应东方和西方不同的社会人文环境，不分优劣，各有其长。但现在，两种模式都相继陷入了困境之中——先是日韩模式于98年亚洲经济危机时触礁，接着，美英模式于2001年撞向冰山。其结果是，日韩经济萎靡不振已长达5年多，现在似乎还不见明显好转的希望。美国则发生了以安然等公司为典型的丑闻，针对此类越演越烈的公司治理危机，布什总统于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以期整顿经济秩序。
按人文环境来说，中国与日本、韩国同属东方儒家文明体系，似乎应该借鉴日韩模式。日韩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日韩的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但日韩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韩模式的致命伤。日韩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英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应借鉴美英模式。美英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英模式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英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英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
日韩模式、美英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所以，中国公司不能再以纯粹的日韩模式或美英模式为蓝本，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相互嫁接，有机融合，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河南省平顶山市人民政府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令
第17号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决定》已经2007年5月29日市政府第7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
日起执行。
市 长 赵顷霖
二○○七年六月十日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决定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市政府令第3号)作如下修订:
一、将原第八条第一、二、三款修改为:“用人单位开除、辞退残疾职工或解除残疾职工劳动合同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并报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备案。对有生产任务的企业,一般不安排残疾职工下岗。在实行劳动组合或关闭、停业、合并、撤销以及破产过程中,应当妥善安排残疾职工的工作和生活。”
二、将原第八条第四款调整为第十一条第三款,并修改为:“企业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管理费中列支;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预算经费或收入中列支。”
三、将原第十二条修改为:“用人单位年度在职职工人数,是指在单位生产或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各类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和其他从业人员。
在职残疾职工人数,是指在国家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县级以上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持有经当地民政部门备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依法享有平等工资待遇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并经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确认的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计算年度比例:
(一)已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
(二)停薪留职、自谋职业、离岗或长期放假未发工资的;(三)年度内安排残疾职工就业时间不满6个月的;(四)没有按国家规定为残疾职工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社会保险的;
(五)同工不同酬,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的;
(六)残疾职工月工资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四、将原第九条第一款调整为第十三条,并修订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实行年审制度,采取当年度审核上年度的形式进行。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年规定的年审期限(4至5月份)内,如实填写《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手册》,经单位盖章和法人代表、填报人签名,携带相关材料,报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审核。
逾期不参加年审的用人单位,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并计算应当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五、增加第十六条:“负有纳税义务并纳入税务管理的各类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地税部门代征,并按《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办法》执行。
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确定数额后,向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发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必须按缴款通知书所列银行帐户、缴款数额和期限,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其他用人单位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直接征收。”
六、将原第十一条调整为第十八条,并增加第五项:“税务部门代征业务费。”
七、将原第十三条第二款调整为第二十条第二款,并修改为:“将违反本办法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又拒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除责令限期如数补交外,并给予通报批评;对仍拒不执行的,由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订,重新公布。
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利,促进残疾人劳动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河南省<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85号)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残疾人是社会最困难的特殊群体。残疾人就业是改善其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和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国家法律赋予残疾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是残疾人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集体经济组织都负有承担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义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就业安置对象,是指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达到法定就业年龄,本人有就业要求,生活能够自理并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无业残疾人。
第四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在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由同级残疾人联合会负责组织实施。
发展改革、劳动保障、人事、财政、税务、统计、金融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
第五条 市、县两级残联下设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在劳动保障、人事部门指导下,承担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具体业务。
市残疾人联合会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市直机关、团体、外地驻平机构和市属以上事业、企业单位等各类经济组织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县(市)、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负责本级政府所属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各类经济组织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在安排公益性岗位上岗人员时,优先安排符合再就业条件的残疾人上岗;人事部门在年度编制用人单位增人计划时,应确定一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统计部门负责用人单位职工人数和收入情况的统计。
各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属事业单位,其经费由财政部门按照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实行预算管理。
第六条 本市辖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下同)、事业单位、城乡集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均应按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应当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不足1人的,按1人安排。
革命伤残军人、符合中国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的因公因病伤残职工、自办福利企业和劳动服务企业中安置的残疾人,仍在岗在职者可计入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安排1名盲人就业,按安排2名残疾人计算。
第七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遵循就近就地安置的原则。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可以从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推荐的残疾人中招收(聘),也可以面向社会招收(聘),并依法同残疾人签定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优先录用残疾人,并根据残疾人的生理状况和特点,安排适当的工种和岗位,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在定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应当与其他职工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第八条 用人单位开除、辞退残疾职工或解除残疾职工劳动合同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并报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备案。对有生产任务的企业,一般不安排残疾职工下岗。在实行劳动组合或关闭、停业、合并、撤销以及破产过程中,应当妥善安排残疾职工的工作和生活。
第九条 劳动保障、教育等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所属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应当为残疾人提供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各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按照国家就业政策,根据职业需求预测和岗位对就业者素质的要求,制定培训计划,组织残疾人参加职业培训。
第十条 安排残疾人未达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每年度必须向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十一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指安排残疾人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按照年度差额人数和上年度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应缴纳用于残疾人就业的专项资金。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计算公式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位职工总数×1.5%-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职工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额。
企业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管理费中列支;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预算经费或收入中列支。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年度在职职工人数,是指在单位生产或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各类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和其他从业人员。
在职残疾职工人数,是指在国家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县级以上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持有经当地民政部门备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依法享有平等工资待遇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并经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确认的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计算年度比例:
(一)已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
(二)停薪留职、自谋职业、离岗或长期放假未发工资的;
(三)年度内安排残疾职工就业时间不满6个月的;
(四)没有按国家规定为残疾职工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社会保险的;
(五)同工不同酬,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的;
(六)残疾职工月工资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第十三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实行年审制度,采取当年度审核上年度的形式进行。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年规定的年审期限(4至5月份)内,如实填写《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手册》,经单位盖章和法人代表、填报人签名,携带相关材料,报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审核。
逾期不参加年审的用人单位,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并计算应当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十四条 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对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比例,确定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及应缴纳的数额后,向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发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必须按缴款通知书所列银行账户、缴款数额和期限,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十五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市、县两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收缴。各县(市)、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按年度收缴保障金总额的10%上缴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用于建立全市调剂使用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收取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用票据》,并加盖当地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印章。
第十六条 负有纳税义务并纳入税务管理的各类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地税部门代征,并按《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办法》执行。
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确定数额后,向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发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必须按缴款通知书所列银行账户、缴款数额和期限,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其他用人单位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直接征收。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确有困难,确需缓缴或减、免的,应在每年5月30日前,向当地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报送缓、减、免申请,并附报相应年度的会计报表。经当地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批准后,由同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予以办理缓、减、免手续,并将缓、减、免通知书抄送地税、财政部门。
除经批准予以缓、减、免的单位外,在地税部门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未按时缴纳的,从9月1日起,按日收取5‰的滞纳金,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一并征收;在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未按时缴纳的,按照当地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规定的时间收取5‰的滞纳金,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一并征收。
第十八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使用范围:
(一)补贴残疾人职业培训费用;
(二)有偿扶持残疾人集体从业或个体经营;
(三)奖励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劳动就业的先进单位或个人;
(四)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直接用于残疾人事业发展和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其他开支;(五)税务部门代征业务费。
第十九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纳入预算管理,由财政部门按规定用途监督拨付,任何部门不得平调或挪作它用。
市、县两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必须建立规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财务管理制度,加强收支管理,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条 对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个人和为安排残疾人就业做出显著成绩的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由残疾人联合会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予以表彰或奖励。
对违反本办法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又拒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除责令限期如数补交外,并给予通报批评;对仍拒不执行的,由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8年颁布的《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同时废止。
李华振 刘卫华
本文原载于国家经济类核心期刊《企业研究》2003年11期
就象影片《无间道》中所描述的一样，灿烂的艳阳天与阴暗的无间道往往共存于一体，一不小心，原本的艳阳天就变成了无间道。当年，韩国公司造就了令世人惊叹的“韩国经济奇迹”，但好景不长，后来又大面积溃退，导致今天的“韩国经济寒潮”。那么，目前正阳光灿烂的中国经济及中国公司能不能避免重蹈韩国的覆辙？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答案是：5步之内决胜负，经过二十多的发展，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目前正进入攻艰阶段，中国公司正处于十字路口，离艳阳天只有5步远，同样，离无间道也只有5步远。
第1步、公司产权改革：实在私有VS虚拟私有
中国公司目前的情况，类似于当年的韩国，我们不防回顾一下韩国经济的历史。朝鲜战争之后的几年里，韩国的经济落后于北朝鲜。1961年，朴正熙上台执政，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经济改革，破除朝鲜战争时期建立并沿袭下来的“国家军统所有制”。由于美国对韩国的强烈影响，朴正熙政府选择了“仿效美欧”的全面私有化道路。20多年后，昔日繁荣的对手（北朝鲜）的经济已接近崩溃，而韩国已经成了继日本之后的“亚洲经济新奇迹”和“东方的新动力工厂”，其钢铁、油轮、电视机、汽车等等产品大量涌入世界市场。韩国的多家公司冲进了世界500强之列，似乎一切都将继续阳光灿烂下去。但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经济风光不再，各种矛盾犹如蓄积压抑已久的火山，一触即发。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当了导火索，引发了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韩国的火山终于被引爆，经济形势急转直下，韩国公司（包括已进入世界500强的大公司）纷纷发生地震，出现大面积滑坡。
与韩国一衣带水的中国也经历了98年亚洲经济危机的冲击，而且当时中国的经济实力还不如韩国，但中国却比较有效地抗住了风浪。其中的原因何在？关键的一条在于中国没有像韩国那样“完全私有化”，政府能有效地整合并运用经济资源去抵抗经济大衰退。而韩国的经济资源大部分掌握在私人手中，虽然政府能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来调动私人资源，但众所周知，宏观调控往往只能在“正常时期”发挥出明显作用，而一到诸如经济危机之类的“非常时期”就不能立竿见影地见效了。（注意此处是说不能“立竿见影”，而不是否定宏观调控对经济危机的中长期作用。）
但这并不代表中国不应该进行公司产权改革。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式的国有制，已被证明为缺乏活力。于是，中国公司就面临着两难处境：到底该不该私有化？私有化到何种程度？私有化过度了，会重蹈韩国覆辙，是短命的、不健康的500强。
在这种两难处境下，“虚拟私有化”倒不失为一种新出路。传统的公有化之所以缺乏活力，是因为它否认、排斥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合理私权，薪酬僵死，国企经营者不能通过合法的正常途径来主张、获取相关私权，于是就产生了两种后果：一种是营私舞弊，“积极地搞垮国企”；另一种是虽然不侵吞国资，但丧失经营热情，碌碌无为，“消极地拖垮国企”。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使国企不具有私企的“经营欲望和活力”。
西方的私有化是一种“实在的私有化”，是彻底的私有化。它虽然能有效地解决公司治理结构中的问题，能孵生出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但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规则，它不适于目前的中国国情。西方的实在私有化，其精髓之处并不在于私有，而在于它能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态，使企业向“好的方向”发展，最终，也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坠落。所以，只要能找到一个（些）胜任的“确定的人”来经营企业、监督企业，就能使企业充满活力。在国有制的基础上，允许并鼓励优秀的国企经营者拥有企业股份，使他们也成为国企的股东。根据科斯定理，一旦外部性实现了内部化，就能激励他们关心国企的经营状况，最终，他们获得了丰厚私利，国企也得到了良好发展，国有资产也实现了保值、增值。
与“实在私有化”相应，“虚拟私有化”在本质上并不是私有化，仍是公有化（或国有化），形象点说，它是“披着私有化外衣的公有化”。这种做法中，私人股份是从国有股份中派生出来的，整个企业的股份结构中既有国有股、也有私有股，是一种混合所有制。它并不是西方式的彻底实在私有化，但同样能实现其精髓（即激励“确定的人”去关心、维护、监督企业的经营状况），因而，可以称之为虚拟私有化。
第2步、公司运行方式：两权分离VS两权合一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和结论，它都明确无疑地成了事实——为了实践“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关键在于两权分离”之理论，20年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年来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实际上，西方近二十年来重新兴起了一股“从两权分离回归到两权合一”的大浪潮。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公司屡屡发生经营者腐败、经理层侵害公司和股东利益、大股东操纵公司损害中小股东、甚至跨国公司被内部人搞垮等等恶性事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西方兴起了“中小企业将成为21世纪主流企业”的浪潮，许多大公司也因此而化大为小、化整为散，集团式大企业也不再是传统的“总分公司制”，纷纷改成“母子公司制”。（总分公司制中，分公司不是独立法人；而母子公司制中，各个子公司都是独立的中小型企业法人。）这种做法可以避免两权分离带来的种种弊端。
西方的“两权合一”浪潮，有力地证明了一个事实：两权分离并不是解决中国国企深层症结的灵丹妙药，中国20年来的国企改革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深层本质。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我国国企改革。根据科斯定理，在国有企业里，人们的个人利益及目标常常与组织（即国企）的利益及目标不致、相背离，在这些情况下，国企的利益对于主管官员及经营者而言，只不过是一种“外部性”因素；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则是一种“内部化”因素。毫无疑问，政府与国企，二者都是组织机构而非自然人，只不过一个是“大”组织机构、一个是“小”组织机构。社会学表明，组织机构本身是没有生命、没有意志的，它不能象自然人那样去进行思考决策，所以，政府与国企都不能“直接”维护自身的利益。归根结底，还必须由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代理（代表）”政府及国企来进行决策。在“代理”的过程中，主管官员和经营者就会在外部性因素（即政府及国企利益）和内部化因素（即他们自己的利益）之中，关心后者而牺牲前者。
正如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所指出的：国企的真正病根在于它没有解决好“自然人”（即主管官员和经营者）与“组织机构”（即政府和国企）之间的利害关系问题，没有在“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搭建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包括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没有使二者的外部性与内部化相趋同。两权分离之改革，仅仅在这个大的组织机构（即政府）与那个小的组织机构（即国企）之间进行，而没有深入到自然人与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之深层。
找到了我国国企的深层次病因，就应当尝试新的改革途径。MBO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曾在西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中发挥重要用用。例如英国，1979年撒切尔夫人执政后，大力推行“国企私有化改造”，曾借助于MBO方式来进行。MBO最大的贡献在于两点：
第一是使国企经营者由“纯粹的代理人（打工者）”变成了所有者，实现了国企的虚拟私有化改革。MBO之后，经营者拥有了企业股份，企业的利益对他们而言，不再是纯粹的外部性因素，已经成了内部化因素。这就会促使他们以“关心自己切身利益”的心态来积极维护企业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经营权代理风险”。
第二是巧妙解决了经营者自有资金不足的难题。永诚实业集团董事长刘孟奇说，过去，我们在实行“高级人才持股计划”、“经理股票期权计划”等改革措施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经营者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股份。这导致许多改革措施无法执行，因而收效甚微。现在，MBO巧妙解决了这一难题：它允许经营者用本企业的资产作担保来进行融资，再用融来的资金收购本企业股份。
第3步、公司上市功能：千王股局VS投资股市
中国上市公司的整体现状并不能令人乐观，目前的中国股市是“千王股局”还是“投资股市”，这个问题令人不得不深思。后者是为了投资，其性质是“（股）市”，遵循正常的市场经济法则；而前者却是为了投机、出老千，其性质是“（股）局”，是一场圈钱的把戏之局。
中央政府推动公司上市的初衷当然是“投资股市”，但现在的事实却在“一定程度”上悖离了中央政府的美好愿望。如果说索罗斯等西方股市活动者是“资本大鳄”的话，那么，中国目前的许多股市活动者却是“资本千王”。“资本大鳄”演绎的是“弱肉强食”的市场法则，而“资本千王”玩弄的却是“做笼子圈银子”的股票骗局。
进入21世纪以来的3年里，新世纪的阳光似乎并没有照亮中国股市，相反，中国股市频频发生“地震”。灾情严重的股票还不止一两家，往往是若干支股票“集体跳水”，昨天还是牛气冲天的“天堂股”，一夜之间就无缘无故地跌成了惨不忍睹的“地狱股”。中小股民的血汗钱顷刻间变成了一堆废纸，深度套牢，脱身无望。经济学家无法解释这些股票的大起大落，无法用正常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它们，因为这些股票本来就不是由正常的游戏法则支配的，而是由“幕后之手”在恣意操纵。这只“幕后之手”就是大股东。
大股东对中国股市的操纵已达到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有的上市公司从一开始就是由大股东“包装”起来的，其上市目的并不是为了改善公司资本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而是为了赤裸裸的“圈钱”——圈中小股东的钱。这就使有些上市公司从头到脚都是“讲故事、编谎言”的产物。例如“大名鼎鼎”的某某科技股票，它竟能把一个小小的饲料厂“变脸”成一个大型高科技企业，套取中小股东的巨额资金。又如，某某集团曾长期秘密动用几亿资金炒股，自己炒自己的股票，造成本股票的虚假繁荣，引诱中小股东大把投钱。
照现状泛滥下去，中国公司就会离艳阳天越来越远，而离无间道越来越近。中小股东的态度，会直接决定着股市的生死存亡。离开了中小股东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股市就丧失了存在理由和必要。因为股市最主要的作用就是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让企业直接与广大投资人发生联系，使企业的融资方式由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变成发行证券的直接融资。融资方式的改变，在微观上决定着企业的成败，在宏观上则决定着国民经济的兴衰。
第4步、公司融资渠道：银行导向VS市场导向
银行导向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促成了韩国的经济奇迹。当时，相对于美英等国而言，韩国属于“后发国家”。后发国家怎样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赶上先发国家？毫无疑问，在现代经济中，银行作为“国民经济中枢神经”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如果运用好银行这个“中枢神经”，就能调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庞大身躯，从头到脚都能调动起来，使它迈开步伐，快速追赶先发国家。韩国深谙此道，充分运用银行的功能作用，建立起了银行导向型的公司融资渠道。韩国的许多公司能冲进世界500强，在融资上主要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支持。
中国当前的国情类似于当年的韩国，处于“后发国家”之列。况且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程度远强于韩国，国民对银行的信赖程度也远甚于韩国。所以，中国政府应该能更有效地运用银行这个“国民经济的中枢神经”，借鉴韩国做法，实现后发优势。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银行导向型产生的弊端。韩国公司从500强排行榜上大溃退，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银行导向型融资渠道。该渠道使公司过份依赖银行的贷款扶植，负债率畸高，银行的经营者与公司的经营者互相勾结，共谋诈取银行贷款。这样，就极易形成泡沫经济，缺乏稳健的内在支撑。一旦发生银行危机，银行的大量呆滞坏账被曝光，银根必然紧缩，从而导致公司无法再依靠银行供血，很快就陷入困境。
与银行导向型对应的另一种公司融资渠道是市场导向型。美英等国是市场导向型的典型，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是市场而不是银行，在市场上融资时，主要靠公司业绩，大股东用手投票、小股东用脚投票，这逼着企业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地把业绩做好。
综合利弊，我们应该“走有中国特色的公司融资渠道之路”，即：仔细分析银行导向型和市场导向型各自的优缺点，取其优而弃其缺、扬其长而避其短，前期为了“后发优势”，银行导向型为主、市场导向型为辅；中期为了“平稳过渡”，二者并重，综合发展；然后为了“长治久安”，由银行导向型转变为市场导向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左倾或右倾的极端做法都是有害的。
第5步、公司治理结构：日韩模式VS美英模式
在公司治理结构上，韩国是以日本为蓝本的，故称日韩模式。与之相对应的是美英模式。传统上，认为这两种模式分别适应东方和西方不同的社会人文环境，不分优劣，各有其长。但现在，两种模式都相继陷入了困境之中——先是日韩模式于98年亚洲经济危机时触礁，接着，美英模式于2001年撞向冰山。其结果是，日韩经济萎靡不振已长达5年多，现在似乎还不见明显好转的希望。美国则发生了以安然等公司为典型的丑闻，针对此类越演越烈的公司治理危机，布什总统于2002年8月4日特别签署了一项“公司责任法案”，以期整顿经济秩序。
按人文环境来说，中国与日本、韩国同属东方儒家文明体系，似乎应该借鉴日韩模式。日韩模式的精髓在于东方儒家文化的内在约束。日韩的大多数企业都实行“非重大责任终身聘用制”，注重劳资关系的长期稳定忠诚，通过这种“熟人式公司关系”来督促经营者尽心尽力。这种公司治理模式不注重“利”（利益均沾），而注重“义”（个人名望和社会责任之类）。但日韩模式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义”上，过于依重经营者的内在约束，这在现代市场观念和经济人理性的法则下显得缺乏刚性，“只能防君子，不能防小人”，刘大洪教授的这个比喻形象地揭示了日韩模式的致命伤。日韩模式建立在“君子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美英模式则建立在“中等偏下标准”的人性假设之上。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公司治理结构应借鉴美英模式。美英模式的精髓在于以下方面：（1）利益均沾。在“社会契约论”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美英模式鼓励经营者拥有本公司股份，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它认为这样能激励经营者以“所有者的心态”去积极关心公司利益，从而减少经营者的短期行为、投机行为、利私行为。（2）制度化外在约束。美英模式在公司制度化建设上做得很出色，用完美的制度对经营者进行外在约束。
与此同时，美英模式的缺陷在于：（1）在现代公司里，所有权往往比较分散，一个公司有多个、甚至成千上万个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虽然经营者也因“利益均沾”而拥有本公司股份、是公司所有者之一，但在实际经营中，经营者通过损公利私而获得的收益可能远高于自己作为公司所有者而得到的收益。在这种利害权衡之下，经营者往往并不因为自己持有本公司股份而真正完全以“所有者的心态”去关心公司利益，他们仍可能损公利私。（2）不论制度多么完善，终归由具体的人去执行，如果经营者的内在道德约束不强，他们就仍然能运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和职权之便，通过种种手段侵害公司利益和其他所有者利益。安然事件就是明证，连美国总统布什也承认“美国的制度文明并不能完全解决各种问题”。
日韩模式、美英模式都走了极端，前者过于夸大“内在品德”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后者过于夸大“外在制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二者都对自己的管理文化过于崇拜、自足，以至于患上了“管理偏食挑食症”，长期“营养单一”，终于导致这场公司治理危机的大爆发。
所以，中国公司不能再以纯粹的日韩模式或美英模式为蓝本，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兼采二者之长、避二者之短，相互嫁接，有机融合，形成“利义共举、外内兼修、法德并重”的公司治理结构。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决定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令
第17号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决定》已经2007年5月29日市政府第7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
日起执行。
市 长 赵顷霖
二○○七年六月十日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的决定
平顶山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市政府令第3号)作如下修订:
一、将原第八条第一、二、三款修改为:“用人单位开除、辞退残疾职工或解除残疾职工劳动合同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并报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备案。对有生产任务的企业,一般不安排残疾职工下岗。在实行劳动组合或关闭、停业、合并、撤销以及破产过程中,应当妥善安排残疾职工的工作和生活。”
二、将原第八条第四款调整为第十一条第三款,并修改为:“企业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管理费中列支;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预算经费或收入中列支。”
三、将原第十二条修改为:“用人单位年度在职职工人数,是指在单位生产或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各类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和其他从业人员。
在职残疾职工人数,是指在国家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县级以上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持有经当地民政部门备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依法享有平等工资待遇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并经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确认的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计算年度比例:
(一)已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
(二)停薪留职、自谋职业、离岗或长期放假未发工资的;(三)年度内安排残疾职工就业时间不满6个月的;(四)没有按国家规定为残疾职工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社会保险的;
(五)同工不同酬,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的;
(六)残疾职工月工资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四、将原第九条第一款调整为第十三条,并修订为:“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实行年审制度,采取当年度审核上年度的形式进行。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年规定的年审期限(4至5月份)内,如实填写《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手册》,经单位盖章和法人代表、填报人签名,携带相关材料,报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审核。
逾期不参加年审的用人单位,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并计算应当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五、增加第十六条:“负有纳税义务并纳入税务管理的各类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地税部门代征,并按《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办法》执行。
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确定数额后,向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发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必须按缴款通知书所列银行帐户、缴款数额和期限,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其他用人单位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直接征收。”
六、将原第十一条调整为第十八条,并增加第五项:“税务部门代征业务费。”
七、将原第十三条第二款调整为第二十条第二款,并修改为:“将违反本办法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又拒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除责令限期如数补交外,并给予通报批评;对仍拒不执行的,由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订,重新公布。
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
第一条 为了保障残疾人的劳动权利,促进残疾人劳动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河南省<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河南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河南省人民政府令第85号)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残疾人是社会最困难的特殊群体。残疾人就业是改善其社会地位、生活状况和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基础,是国家法律赋予残疾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是残疾人劳动就业的主要渠道。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集体经济组织都负有承担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义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就业安置对象,是指有本市城镇常住户口,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达到法定就业年龄,本人有就业要求,生活能够自理并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无业残疾人。
第四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在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由同级残疾人联合会负责组织实施。
发展改革、劳动保障、人事、财政、税务、统计、金融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
第五条 市、县两级残联下设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在劳动保障、人事部门指导下,承担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具体业务。
市残疾人联合会就业服务机构负责市直机关、团体、外地驻平机构和市属以上事业、企业单位等各类经济组织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县(市)、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负责本级政府所属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各类经济组织的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在安排公益性岗位上岗人员时,优先安排符合再就业条件的残疾人上岗;人事部门在年度编制用人单位增人计划时,应确定一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统计部门负责用人单位职工人数和收入情况的统计。
各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属事业单位,其经费由财政部门按照定额或定项补助的办法,实行预算管理。
第六条 本市辖区内的机关、团体、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资企业、外资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下同)、事业单位、城乡集体经济组织(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均应按不低于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1.5%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应当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不足1人的,按1人安排。
革命伤残军人、符合中国残疾人实用评定标准的因公因病伤残职工、自办福利企业和劳动服务企业中安置的残疾人,仍在岗在职者可计入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
安排1名盲人就业,按安排2名残疾人计算。
第七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遵循就近就地安置的原则。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可以从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推荐的残疾人中招收(聘),也可以面向社会招收(聘),并依法同残疾人签定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在录用人员时,应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优先录用残疾人,并根据残疾人的生理状况和特点,安排适当的工种和岗位,合理确定劳动定额。在定级、职称评定、劳动报酬、生活福利、劳动保险等方面,应当与其他职工一视同仁,不得歧视。
第八条 用人单位开除、辞退残疾职工或解除残疾职工劳动合同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并报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备案。对有生产任务的企业,一般不安排残疾职工下岗。在实行劳动组合或关闭、停业、合并、撤销以及破产过程中,应当妥善安排残疾职工的工作和生活。
第九条 劳动保障、教育等部门以及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所属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应当为残疾人提供各种职业技能培训。
各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按照国家就业政策,根据职业需求预测和岗位对就业者素质的要求,制定培训计划,组织残疾人参加职业培训。
第十条 安排残疾人未达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每年度必须向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十一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是指安排残疾人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按照年度差额人数和上年度本地区职工年平均工资计算应缴纳用于残疾人就业的专项资金。
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计算公式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用人单位职工总数×1.5%-用人单位已安排残疾人职工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度当地职工年平均工资额。
企业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管理费中列支;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从预算经费或收入中列支。
第十二条 用人单位年度在职职工人数,是指在单位生产或工作并取得劳动报酬的各类人员,包括在岗职工和其他从业人员。
在职残疾职工人数,是指在国家法定劳动年龄内,持有县级以上残联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持有经当地民政部门备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依法享有平等工资待遇和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并经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确认的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计算年度比例:
(一)已办理退休、退职手续的;
(二)停薪留职、自谋职业、离岗或长期放假未发工资的;
(三)年度内安排残疾职工就业时间不满6个月的;
(四)没有按国家规定为残疾职工办理养老、失业、医疗社会保险的;
(五)同工不同酬,侵犯残疾人合法权益的;
(六)残疾职工月工资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第十三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工作实行年审制度,采取当年度审核上年度的形式进行。用人单位应当在每年规定的年审期限(4至5月份)内,如实填写《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审手册》,经单位盖章和法人代表、填报人签名,携带相关材料,报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审核。
逾期不参加年审的用人单位,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并计算应当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十四条 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核对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比例,确定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及应缴纳的数额后,向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发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必须按缴款通知书所列银行账户、缴款数额和期限,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第十五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市、县两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收缴。各县(市)、区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按年度收缴保障金总额的10%上缴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用于建立全市调剂使用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收取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必须使用省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专用票据》,并加盖当地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印章。
第十六条 负有纳税义务并纳入税务管理的各类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地税部门代征,并按《河南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办法》执行。
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审核确定数额后,向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发出《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缴款通知书》。应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单位,必须按缴款通知书所列银行账户、缴款数额和期限,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其他用人单位应缴纳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由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直接征收。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确有困难,确需缓缴或减、免的,应在每年5月30日前,向当地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报送缓、减、免申请,并附报相应年度的会计报表。经当地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批准后,由同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予以办理缓、减、免手续,并将缓、减、免通知书抄送地税、财政部门。
除经批准予以缓、减、免的单位外,在地税部门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未按时缴纳的,从9月1日起,按日收取5‰的滞纳金,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一并征收;在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用人单位,未按时缴纳的,按照当地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规定的时间收取5‰的滞纳金,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一并征收。
第十八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使用范围:
(一)补贴残疾人职业培训费用;
(二)有偿扶持残疾人集体从业或个体经营;
(三)奖励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劳动就业的先进单位或个人;
(四)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直接用于残疾人事业发展和残疾人就业工作的其他开支;(五)税务部门代征业务费。
第十九条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纳入预算管理,由财政部门按规定用途监督拨付,任何部门不得平调或挪作它用。
市、县两级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必须建立规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财务管理制度,加强收支管理,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二十条 对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个人和为安排残疾人就业做出显著成绩的劳动就业服务机构,由残疾人联合会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予以表彰或奖励。
对违反本办法不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又拒绝缴纳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除责令限期如数补交外,并给予通报批评;对仍拒不执行的,由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8年颁布的《平顶山市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同时废止。
